쉬즈위안(许知远) 조국의 이방인 ‘나는 내나라가 낯설다’

여행을 통해 사고의 틀이 바뀌는 경우가 종종 있다. 매우 드물지만 체 게바라처럼 평범한 젊은이에서 혁명가로 변신하는 경우도 있다. 변화의 폭이 크든 작든 인식의 변화를 이끈 모티브는 여행이다. ‘나는 내 나라가 낯설다’ 역시 비슷하다. 자신의 모국을 돌아보겠다는 생각으로 여행에 나선 저자 쉬즈위안(许知远)은 수많은 사람을 만나고, 다양한 상황과 맞닥뜨리면서 중국에 대한 새로운 인식의 세계를 만들어 간다. 책은 그러니까 여행기란 외투에 인문학적 성찰이란 몸뚱이가 담긴 인문학적 여행기다.

저자가 표현했듯 책은 “잡탕”이다. 여행과 인물, 평론 등이 한데 섞여 있다. 하지만 주제는 선명하다. 현재 중국이 안고 있는 심각한 단절감이다. 중국인들은 습관적으로 중국 역사의 유구한 연속성을 과시하지만 주변에는 새로운 것투성이다. 100년이 넘은 건축물은 찾기 어렵고 사람들은 20년 전의 일도 제대로 기억하지 못한다. 사방에 정감이 넘치지만 새길 만한 사랑은 없고, 계산에 능하지만 멀리 보는 안목은 없다. 그러니 자신의 모국이면서도 어딘가 낯선 느낌이 드는 건 당연한 귀결이다.

저자는 2007년부터 2010년까지 중국과 대만을 아우르는 여행을 떠난다. 어느 지역을 가더라도 기념비적인 유적지에는 관심을 두지 않았다. 대신 그곳에 깃들어 사는 사람들과 실제 삶의 현장을 관찰했다. 그 여정에서 저자는 쇠락한 도시 빈민굴 노동자, 문화대혁명 당시 지식청년이었던 농촌 부녀자, 갱도에서 평생 살았던 늙은 광산 노동자 등 수많은 평범한 사람들을 만난다. 이들과의 만남을 통해 소환되는 것은 단순한 과거의 역사가 아니다. 핏줄로, 기억으로 연결된 그 시절의 역사가 후대에 어떤 족적을 드리우고 있는가를 지켜보는 것이다.

쉬즈위안은 중국 사회에 비판적인 시각을 갖고 있는 중국 장쑤성 출신의 1976년생인 젊은 지식인으로 베이징 대학 시절, 여러 매체에 현실비판적 기사를 기고하며 유명해졌다. 。대학 졸업 후 인문책방 ‘단샹제’(单向街)를 개업, 단샹제는 현재 베이징에서 가장 유명한 책방으로 주목받고 있으며, 책방과 멀티미디어를 결합한 회사로 확장 중이다.
2000년대 초반 중국 내 저명한 블로그인 ‘사유의 즐거움’(思维的乐趣)의 주요 집필자, 중국 경제를 비판적으로 분석하는 『경제관찰보』经济观察报 창간 후 주필로 활동하며 약 15여 년 동안 역사적 성찰, 정치 비판과 기자의 저널적 시각을 결합한 텍스트를 통해 자신이 속한 사회와 국가에 관한 비판과 반성적 논조를 이어온 그의 글은 매번 사회적으로 큰 반향을 불러일으켰다. 단샹제, 매체 창간 등의 활동으로 스스로를 ‘창업가’라는 지점에서 기존 지식인과 다르다고 설명하는 그는 미국 『블룸버그 비즈니스 위크』 중국어판 주간, 영국 『파이낸셜타임스』 중국어 사이트, 『아주주간』亞洲週刊 등의 매체를 통해 중국 사회에 대한 예리한 분석과 해부를 이어가고 있다. 그의 이런 활동을 두고 중국의 설치미술가이자 인권운동가 아이웨이웨이艾未未는 “그는 우리 세대의 가장 중요한 중국 지식인”이라고 평했다. 약 10여 권의 저서 중 주요 저작으로 『미성숙한 국가』 ,『나는 내 나라가 낯설다』, 『한 유랑자의 세계』가 꼽힌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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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国的陌生人
作者：许知远
出版：中信出版社
ISBN：9787508618012
出版日期：2009-12
简介
作者试图通过一次穿越中国的旅行来了解这个国家，但看到的事实却并非如其所想象，这在作者行走三峡和陕西以及其他地方时，似乎也是一样，传统已经断裂，混乱的价值观无处不在。他既看到了这个快速变化的国家的巨变，也看到了生活在其中的人们，他们困惑、焦灼、滑稽、痛苦、失落，却也蕴涵着无尽的能量。这本书在形态上或许杂糅，游记、人物、评论，都混合其中，但是其主题仍很清晰，它试图展现的是当代中国社会的深刻的断裂感。

自序
　　向南方
　　向南方--一次穿越中国的旅行
　　一个国家的悲伤与勇气
　　三峡行记
　　雪灾
　　宜昌的春节
　　奇观
　　巴东县城
　　卖气球的小余
　　有彩虹桥的巫山
　　不稳的生活
　　陕西的新故事
　　从上海到西安
　　陕西的新故事
　　一个餐馆老板的政治经济学
　　一个煤老板的际遇
　　台湾素描
　　青天白日旗与福尔摩莎
　　躁动的夜晚
　　一代人的希望与幻灭
　　寻找自己的故事
　　台南的老人
　　变动的时代
　　对话江丙坤
　　醉酒的高信疆
　　一颗坚硬的石子
　　激越的岁月
　　刺杀者
　　桐城的吴越
　　被遮蔽的陈独秀
　　从秋瑾到章子怡
　　钱穆的中国
　　他们是哪家公司的
　　失落的一代
　　小镇青年
　　老黄与小黄
　　非洲小镇的 8 月 8 日
　　他们的海德堡岁月
　　武大往事
　　无根的丹青
　　刘香成的中国叙事
　　嗨！Julia
自序
中失去耐心，40 天之后就草草收场，甚至结尾都没有稍微仔细地描述腾冲著名的温泉大滚锅，它也是徐霞客惊人的旅行的最后一站。我更曾想完成一次对台湾历史的压缩式的诠释，所以在 9 天的旅行札记中，却想塞下一个世纪的中国悲喜剧，它显得烦冗。
　　耐心与观察能力的双重不足，让我经常选择用历史背景来填充现实描述的不足。其中一些旅行，像是一次次长途阅读体验，我头靠在长途大巴的玻璃窗上，翻阅一个世纪前的人们对此地的描述与想象。很多时刻，我也忍不住再度评论起来，丢掉了记录时该恪守的耐心。
　　这本书在形态上或许杂糅，游记、人物、评论，都混合其中，但是其主题却仍旧算得上清晰。它试图展现的是当代中国社会的深刻的断裂感。
　　人们习惯性地夸耀中国历史的漫长和延续性，却经常发现她的四周都是"崭新"的。人们很难看到一幢超过 100 年的建筑，而对 20 年前的事都记忆不清。生活其中的人们，像是无根之萍，他们困惑、焦灼、滑稽、痛苦，却也蕴涵着无尽的能量--他们无法从传统中获取价值和意义，却也享有了没有历史束缚所带来的无边界的自由。
　　感谢我的朋友吴晓波和于威，是他们最初催促我把这些篇章串联在一起。也感谢编辑陆斌和王留全，他们容忍我的拖沓。
　　许知远
　　2009 年 10 月 15 日


读
나는 내 나라가 낯설다(祖国的陌生人)
맛도리 2018.03.23 16:27


-自序-
收录在这本书里的篇章，大多完成于过去的三年中。它们是雄心和能力之间失衡的产物。每一章，我原本都想作为一本书来完成。2007年夏天从爱辉到腾冲的旅行，原本期望写成一本保罗•克鲁式的游记，却在途中失去耐心，40天之后就草草收场，甚至结尾都没有稍微仔细地描述腾冲著名的温泉大滚锅，它也是徐霞客惊人的旅行的最后一站。我更曾想完成一次对台湾历史的压缩式的诠释，所以在9天的旅行札记中，却想塞下一个世纪的中国悲喜剧，它显得烦冗。

-向南方-
第一次长途旅行，整整?天，从东北到西南。我习惯了坐上?个小时的长途汽车。这也是最没有目的的一次行程，似乎仅仅要证明我不仅是个面对书籍的人。但是，我一点儿也没有逃离书籍的控制。大庆郊区那个旅馆老板娘让我印象尤深，只因她的丰腴和温暖，让我想起了《聂鲁达自传》中的干草垛上的夜晚。

一。一次不断推迟的旅行

临行前，我意外地翻到一本《红星照耀中国》。“那是6月初，北京披上了春天的绿装，无数的杨柳和巍峨的松柏把紫禁城变成了一个迷人的奇境。”埃德加•斯诺开篇写道，“在许多清幽的花园里，人们很难相信在金碧辉煌的宫殿的大屋顶外边，还有一个辛劳的、饥饿的、革命的和受到外国侵略的中国……”
对我这一代人来说，埃德加•斯诺虽然声名显赫，却不一定阅读他的作品，他和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联系太密切了，以至于我们习惯性地对他持有偏见，将他的著作视做宣传的一部分。但这个下午，我坐在紫竹院的湖水旁，却感受到了那种久违的阅读所带来的怦然心动。
那是1936年，他已在中国生活了8年，厌倦了西方人在中国拥有特权而封闭式的生活：“……饱食终日……在自己的小小的世外桃源里过着喝威士忌酒搀苏打水、打马球、闲聊天的生活，无忧无虑地完全不觉得这个伟大城市无声的绝缘的城墙外面的人间脉搏……”
他的语言比我想象中富有美感得多，在形容陕西无穷无尽的断山孤丘时，他写道：“连绵不断，好像詹姆斯•乔伊斯的长句，甚至更加乏味。然而其后果却常常像毕加索一样触目，随着时光的转移，这些山丘的角度陡峭的阴影和颜色起着奇异的变化……”他那奇异的观察力也让人过目难忘，“周恩来面目英俊、身材苗条，像个姑娘”，毛泽东是“面容瘦削、看上去很像林肯的人物”。更重要的是他对于中国社会的那种敏锐的洞察力，他发现“1932年的中日淞沪战争中，中国农民就在炮火交加之中也毫不在乎地继续种他们的田”，他说毛泽东“身上有一种天命的力量，这并不是什么昙花一现的东西，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根本活力。你觉得这个人不论有什么异乎寻常的地方，都是产生于他对中国人民大众、特别是农民—这些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贫穷饥饿、受剥削、不识字，但又宽厚大度、勇敢无畏，如今还敢于造反的人们—的迫切要求做了综合表达，达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
这本出版于70年前的著作，对我来说不再是一本记录了史料、猜测的历史书，更是一场号召行动的宣言书。我厌倦了坐在咖啡馆，依靠互联网上的信息来评论自己的国家。像70年前一样，生活在北京的人们容易在那些幻想中迷失自己—玻璃幕墙大厦、个人博客、星巴克咖啡馆、Shopping Mall比昔日厚厚的城墙、园林建筑更容易将真实的中国脉搏隔离在外。
这是一次不断计划，却不断推迟的旅程。“我们要重新发现中国”，两年前，我热情洋溢地说。两年过去了，除了多读了几本汉学家的专著、几位二流作家关于中国的游记，我好像什么也没发现。倒是我的同事们，总是带着让我嫉妒的眼光，在大兴安岭和80岁的鄂伦春族的老人谈论往昔，从汉中穿越蜀道到达成都，在云南边陲不知名的小镇上无所事事地发呆……我觉得自己像是被困在抽象的观念世界，对于那些具体的肉体、生动的表情、黄土、森林与河流缺乏感性的认识，成为一名行动者的愿望，像那个有9条命的魔鬼，每过一段时间，就会冒出来，让我内心难安。

二 我这一代人的中国故事

我是个容易厌倦的观光客，经常对于眼前的人、物、风景视而不见。我中了理论太深的毒，总以为要将一切装入一个分析框架中，才觉得心安。旅行也是，我潜意识里希望，它能够帮我找到一把理解中国的钥匙，多年以来，我对自己杂乱的知识结构忧虑不已，总期待找到自己独特的视角。
最终选择的路线，充满了这种找钥匙的热忱。中国太大了，历史太漫长了，人口太众多了，我经常不知道从何说起。她有着过分良好的胃口，那些别的国家无法应对的挑战，她似乎坦然地就消化掉了，她有力地将不同的地区与民族融合在一起，她也经常窒息不同的生命力……
我这一代人的中国故事集中在经济奇迹上，全世界都惊叹于中国爆发出的生产力。在风景如画的三峡建立世界上最壮观的大坝，照亮长江中下游；翠绿的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中那些数不清的丑陋工厂的工人们每天12小时、每周7天、每月心甘情愿地只挣100美元地生产着打火机、鞋帽、空调、微波炉、玩具，将它们充斥到阿富汗的小商品市场与美国的沃尔玛超市中；中国的领导人前往俄罗斯、加纳、智利、委内瑞拉、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持续高温的中国经济需要更多的钢铁和石油；对比世界领导人一个接一个地拜访北京，他们需要这个市场；中国的劳工漂洋过海、翻越戈壁，前往美国、欧洲、东南亚、中东、南美洲、北非，开餐馆、开超市、修公路……他们既建设自己的家园，也改变世界的面貌。
我多少感受到了卡尔•马克思在19世纪中叶的情绪，他目睹了资本主义和技术革命共同造就的物质繁荣：“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所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①
但是，当你的视线稍稍偏离时，你就看到了别样的中国。中国人赢得世界的注意力，不是通过质量，而是通过数量。生活显得停滞，不那么充满希望，建筑是粗俗丑陋的，年轻人眼神迷离，山川河流被污染，像一个世纪以前一样，土地仍不够耕种，通往城市的打工之路日渐狭窄，要想进入世界经济循环的链条，他们需要更多的技能。整个社会被一种不安全感包围着，无处不在、日益加速的技术进步、市场力量，摧毁了那些昔日将人们联结在一起的东西—宗教、社团、家庭、古老的习俗，新事物超越了理解范畴，变化的速度太快了，转基因食品昨天还是好东西，今天就成了有害物。但在中国，这场冒险或许更为惊奇。30年前生活在浓郁的集体主义气氛中的中国人，突然间被抛入一个“人人自保”的时代。之前，人们用集体、党组织，取代了家庭、宗族提供的安全纽带，而现在金钱似乎变成了最后的安全稻草。我们似乎生活在这样的尴尬地带—政府不再提供昔日的保护，却仍旧保持干涉你生活的权力；而个人虽然获取了部分自由，但这自由的代价却过分显著，它牺牲掉了社区感、家庭观、伦理，同时它又没自由到你可以拥有独立的判断能力、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就像沉默、忍耐是昔日的农民对抗动荡、压迫环境的武器，如今无处不在的犬儒哲学、对日常生活挫折感的安之若素的态度，像是人们寻找到了情感宣泄的方法。
“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生活在此刻的中国，你很容易想起查尔斯•狄更斯对19世纪初英国的评价。狄更斯写到了在那个熏黑的工业时代、大都市兴起中雄心勃勃或无所适从的个人。我该怎么描述此刻的中国呢，那种纠缠在亢奋与无奈中的情绪。

三 爱辉–腾冲线

我花了点时间，才在中国地图上寻找到爱辉与腾冲这两个地方，它们分别属于黑龙江省和云南省，一个是东北角，与俄罗斯相邻，另一个是西南角，离缅甸不远。如果在这两点间画一条直线，就形成了一个分水岭。
这条线的东部，43％的国土面积却居住着90％以上的人口；西部，国土面积的57％，人口却不足10％。它也是民族的分界线，汉族人居住在线的东南，而西部则是满、蒙、回、藏等少数民族。很多历史学家疑惑不解，为何中国有如此强劲的胃口，能在如此宽阔的领域，将如此多的不同的民族融合在一起，尽管他们的冲突从未结束，却也很少出现彻底的分裂。
这条地图上的爱辉—腾冲线是历史地理学家胡焕庸的发明。胡焕庸，1901年出生于江苏宜兴，在南京和巴黎接受高等教育，像他那一代的很多人一样，他试图探寻解救中国社会之道。那真是个焦虑的年代，一些知识精英们试图从政治、教育、艺术、文学、科学、商业、生物、考古等几乎所有的西方学科中寻找灵感，以刺激和拯救那个被很多人视为僵化的文明。而另一些人，则寻找种种证据，证明我们的文明是绵延的、富有活力的，以挽救人们日渐脆弱的自信……但很显然，悲观与怀疑论调占据了主流。
我的智力生活是在这种悲观论调中成长的，这种悲观情绪又往往依托在那个悲观的模式背后。这个模式从黑格尔开始，到卡尔•A•魏特夫那儿达到了巅峰，在后者的眼中，中国被称做中华帝国，它与古埃及、美索不达米亚、波斯甚至美洲的印加人、阿兹特克人一样，是一个专制的帝国：绝对的王权、以陆地为基础的经济、广泛使用的表意文字以及主宰大规模经济活动的牢固的官僚政府，从而未确立私人企业的合法存在……它持续了上千年，牢不可破，历史只是王朝的交替循环，却很少展开崭新的一页。西方人的到来，打破了循环，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对立和融合，变成历史的主音。

四 矛盾的消失

这些昔日理论，塞进了头脑中，让我觉得窒息。这注定了我的旅行像是两种截然相反力量的拉扯。一方想寻找事物的共性，将经验抽象成一种简单的模式，以便获取整体性的理解；另一方则厌恶这种抽象，着迷于那些具体、散漫却鲜活的人与物……这种感觉就像地图上的空间和真实旅行之间的差异。
这些矛盾很快就消失了。最初的几天是如此兴奋，什么都让我觉得新鲜，这印证了朋友们对我的评价“在你的国家，你却是个陌生人”。
我的第一站是哈尔滨，在混杂的火车站广场上，姑娘们白皙修长，我热爱她们吊带下面的肩膀，和紧紧包在牛仔裤里的大腿和臀部。我甚至感觉到风穿过了我洗得发透的白衬衫，柔情似水又干脆有力地抚摸了我的皮肤。
接下来的４天是旋风式的旅行，空间的迅速变化被压缩在窄小的时间界限里。星期五的中午，我和元宝村的王村长讨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工业化问题，元宝村是周立波著名的小说《暴风骤雨》中的原型，它也经常被视作“中国土改第一村”—对土地的重新分配是20世纪中国变革的最重要的推动力。王村长穿一条浅蓝色牛仔裤，条纹的、颜色暗淡的白T恤，脸庞、脖颈、手臂，是那种健康得有点发红的黑皮肤，在脸庞的红晕尤其突出，那是日晒和勤劳工作的证明。我喜欢他的脸，在不经意时，上面流露着某种庄严感。
接着就是６个小时的长途汽车的颠簸，从元宝村回到尚志市，再坐车前往方正县，司机将我们丢在高速公路上，我们拦截过路车前往依兰。长途汽车就像是小镇上的杂货铺，主人担心浪费任何一点空间。客车的走道里，司机座位旁的发动机的机盖上都坐满了人，我们身体碰身体，呼吸着彼此的呼吸，在经过收费站时，司机会要求走道里的人集体再压下腰—被发现超载是要被罚款的。不过，这不算什么，我们不早已习惯了在高密度下彼此相处吗？
有时候，两地之间没有直通车，司机们就会把我们先叫上车，然后保证在合适地点把我们放下，有另一辆车载我们走下一程。这有点像是UPS的接力赛式的送包裹。东北公路网已经发达得令人惊叹，不过接力赛有时并不流畅。有那么一个小时，我们在高速公路上四处徘徊，不知道哪辆车会把我们带到下个地方。我们在公路旁的绿化带上撒尿，看着高架桥上“精于业、勤于思”的宣传标语，有那么一瞬间，似乎真觉得是《在路上》的场景。我们还被扔在了那个叫达连河的地方两个小时，已是深夜，我们之前熟悉的东北的田野与清新空气，突然被庞大的运煤车、充满尘土的空气取代了。本地人带我们参观了这里的露天煤场，夜已深，只看到一个巨大的坑中的星星点点的灯光闪耀，仔细望过去，我才发现刚才那些硕大无朋的卡车，如今像是个玩具车一样在坑道中行驶。
我在小城依兰停留了一晚，我住的金岛宾馆从前还兼营洗浴，它楼道里暗红色灯光传递着一种廉价的色情味道。我们对于依兰充满向往，这里的历史掌故散发着一种神秘的气息。12世纪，北宋两位皇帝宋徽宗与宋钦宗正是从东京城汴梁（开封）被掳掠至此，从一国之君变为阶下囚。不过，迎接我的是一种有点意外的沮丧。掘土机正在挖开路面，在县城中心的商业区，照例是一家接一家的店铺，蓝色、红色、绿色的不同面积的店铺牌，上面黑体、宋体、隶书、美术字等各式字体书写着店名、服务范围和电话号码，它们给人带来的压倒性的印象是—人们急于在给予的空间里塞进所有的信息。等我走得多了，才逐渐意识到，县城在中国社会的区域划分中占据着多么尴尬的位置。它失去了村镇的宁静和人与人之间相对紧密的关系网，却没有获得城市的自由与丰富。
在依兰的牡丹江畔，我还遇到了一场意外的死亡，大批围观者远远地看着江心中裸露出的河床上的那具女尸，白花花的身体上一抹红色。在那个清晨，死亡既残酷又富有诗意，而人们对于死亡的态度比我想象的要琐碎与复杂得多……

五 伊春的清冷与落寞

旅行似乎从伊春才真正开始，在那里我碰到了孙铁军，我第一个深入交谈的对象。伊春给我的印象是它的清冷和落寞。我抵达时是傍晚7点，步行街上人群稀稀落落，商店几乎全部打烊了，在大部分城市，这正是最热闹的地点、最喧嚣的时刻。在等待本地朋友时，我坐在一家蛋糕店门口发呆，它是整条街上最后一家小店，店门口的高音喇叭一直在循环播发同样的短语：蛋糕麻花小甜饼……朗诵者的语速过快，甚至懒得有标点符号。不知疲倦的重复，是中国商业社会最重要的推销手段，从中央电视台黄金时段的广告，到卖鞋和卖杂食的街头小店，他们都笃信“三人成虎”的古老训谕。
步行街上有着一条又一条的跨街广告，我眼前的那个来自“东方典当行”，它引诱客户的手段浓缩在对称的顺口溜里，“天天辛苦跑银行，不如找我来帮忙”。那是个奇特的傍晚，对面的楼房墙面斑驳、墙皮脱落已久，天空逐渐变黑却仍旧蓝得透彻，不知为何盛夏的时节，空气却飘荡着一股冬日的萧瑟与感伤。就在我吃到最后一根麻花时，步行街旁的大笨钟开始报时了，出人意料的，报时的音乐是《东方红》。一瞬间，我被带回到了20年前。那时，我生活在一个集体主义气息浓郁的军队大院中，清晨6点有起床号，傍晚是下班号，我们在食堂里喝黏稠的米汤、拼命地吞咽加多了食用碱而变黄的馒头，大院里的人们来自五湖四海、操着不同口音，由一种外在与内在的纪律性所维系。在黑龙江稍微待得长一点儿，我就体验到这种大院气息是多么浓郁。这里的很多城市不是自由生长出来的，而是移植来的。整整两代人，他们有着不同的性格、家庭背景、光荣与梦想、口音与口味，都被塞进了一个窄小的空间，为同一个目标服务……
出生于1954年的孙铁军是那股潮流的产物。我看到他时，他正挑着一担水从院子里出来，那连成一片的由木板、泥浆、砖头搭建的建筑群分布在半山上，与山下的市区形成了对比，这算得上是贫民窟。孙铁军看起来40岁左右，消瘦的脸上流露着一股淡淡的忧伤。早晨9点的伊春，空气清新，似乎可以荡涤掉我肺中残留的北京的所有废气。阳光则穿过轻轻的云层，暖洋洋地打在身上，皮肤干爽，甚至能感觉到毛孔的呼吸。伊春是小兴安岭的中心城市。它的木材和大庆的石油、鹤岗的石油、建三江的黑土地一样，是火热的新中国建设的象征，充满着“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的豪情。它们也是黑龙江省给当代中国留下的最深刻印记—它的丰沛资源是新中国建设的发动机。就像大庆产生了王进喜一样，马永顺是伊春的象征。
孙铁军的父亲曾在朝鲜作战，1958年分配到伊春市的百货公司做业务员。这座城市也差不多在那一时刻建立起来，本城人自觉地将自己分成两类：“林业的”和“商业的”。前者采伐树木，后者则为这一群体提供服务。他们也经常相互交织在一起。作为四兄妹的老大，孙铁军1969年成为了一名林业工人，在山中熟悉了透光、打带、清林这些工序，每月挣33元钱，接着他成为一名卡车司机，开着解放牌汽车运送砍伐得整整齐齐的原木。1977年他结婚时，伊春迎来了最繁荣的年代。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全国大大小小的政府、公司都派代表前来此地，都试图获得一批木材，中国正重新开启经济建设的浪潮。“所有的人都有工作，外地人到处都是，什么人他们都求”，孙铁军的母亲突然插进谈话。这个神情淡定的老太太正在窗外抽烟，香烟夹在她左手的食指与中指之间，姿态异常潇洒。之前，她一直在向我抱怨作为军属的她，每个月只能领到100多元的补助，对于一名抗美援朝老兵的遗孀，这实在令人心寒。
对于这个家庭来说，最寒冷的时刻来自于1993年。那时，林场的繁荣已经逝去，因为长期没有节制的砍伐，生长了数百年的森林开始萧瑟，它需要休养生息了，我看到了那片生长了40年的杉树，它们纤细得像个成年人的臂膀。国有企业的改革也开始了，孙铁军对此做好了心理准备，这是全国性的潮流，不仅是他个人面临这样的变化。
结果仍令他吃惊。他一家四口，除去母亲外，他的妻子、他的女儿和他自己都在林场的国营公司工作，分别属于财务科和保卫科。“我做好了家里有人下岗的准备，”孙铁军回忆说，“却没想到三口人全部下岗了。”他的整个青春时代都奉献于此，整整25年的工龄最终以18 000元钱作为了结他这些岁月的交代。这是个一刀切的数目，令孙铁军耿耿于怀的是，似乎他们这些工作将近30年的工人，和那些只有10年工龄的工人一样，所得到的赔偿没太多区别，10年、20年的人生没太多的价值。
那真是段难熬的日子。“工人就像笼子里的鸡，放出来之后它还会围着笼子转。”孙铁军与其他下岗工人一样，他们在国营的气氛中成长，他们的家庭、爱情、事业、娱乐，都在一套模式中，而且他那时已人到中年，生命开始由强壮滑向衰弱。
“现在回想起来，我都觉得害怕”，我们见面时已是2007年8月，整整过去了15年，他似乎仍未完全从当时的震荡中走出来。一家四口的生活，他要自己交纳养老、医疗保险金，更多的是茫然，他不知道自己能在即将展开的新生活中做些什么，这里没有他熟悉的路线图。
他病倒了，一年后，才开始逐渐恢复。就像之前很多代的中国人一样，当他们面临社会的震荡时，亲戚、朋友、同学所缔结的网络开始发挥作用。他先是在山东游荡了9个月，依靠最初朋友的介绍，从一份工作换到另一份工作。新生活不安定，却也让他呼吸到从未有的自由空气。
“我一口气跑了很多省份，那些地方我从来都没去过。”他的足迹从山东到了湖北，从四川到了新疆，从广东到了福建，他又开始重操开车的老职业，在葛洲坝开铲土机，在攀枝花卸货，在新疆参与修路。“哪里有活干，我就去哪里”，他说。
这期间，伊春的经济没有起色，甚至更糟了。包围在两座小山之间的市中心的商业区不再有从前的繁华，50年前，退役的士兵、年轻人涌到这里创造一座新城；30年前，人们涌向这里，寻找木材与机会；而现在本地人则开始外迁，工人们的后代到外地寻找工作，而下岗的家庭经常全家性地迁走……孙铁军的女儿在不再繁荣的零售业中寻找工作，她卖过鞋，如今为一家小店卖书包，每月600元的工资经常成为家里的依靠，她的丈夫在大连工作，每年见面的机会不多，她6岁的女儿在屋里快乐地跑来跑去，一直想打断我们和她外公之间的谈话，好把注意力集中到她身上。
15年的时间里，孙铁军觉得自己衰老了。那些游历令他大开眼界，却没带来太多的经济回报，他在为每年要交纳1 700元的社保基金费发愁，听说它要涨到2 100元……他脸上的忧虑也和他的身体状况相关，他同时被胃炎、肝炎、胆囊炎所困，即使如此他仍要不时去开长途货运，经常连续很多天日夜兼程……
孙铁军的家里干净、整洁，在不大的空间里一切都一丝不苟，显示出他强烈的自尊。这自尊挽救了他，他知道自己那些下岗的同事中，很多人因为长期的积怨而一病不起，两个月前，他又参加了其中一位的葬礼，那人不过50岁出头。“死得都让人心寒了”他说。挂在墙上的那把蝴蝶牌吉他，记载着他灿烂而浪漫的少年时代，他是个音乐爱好者，奢侈地拥有这把三十几元的乐器，向少男少女们弹奏《游击队之歌》……琴弦好久都没被拨动了，以至于孙铁军已忘记了如何调音。

六 黑河的失败情绪

“黑龙江有一种愤怒的情绪”，哈尔滨作家阿成对我说，它曾经为中国的建设做出多少贡献，如今却似乎被遗弃了。我承认自己的偏见，本能地在寻找失败者。难道不应该吗？我们看到了那么多中国经济变革的成功人物，享受了自由给他们无穷的机会。但对于多数人来说，他们没有那么坚定与聪明，或许也没那么狡猾与冷漠，他们看着周遭的世界眼花缭乱的变化，经常会感觉力不从心。他们通过什么来抚平自己的内心，他们中的很多人或许也终会意识到，他们无法分享到整体社会经济的成长，也变不成那些成功者中的一员。
黑河市也有这种失败的情绪。我的朋友朱秀峰1992年分配到这里时，流行着“南深北黑”的说法—南方的深圳因香港而腾飞，而黑河则因濒临俄罗斯而繁荣。但说法没变成现实，深圳一直在上升，而黑河甚至半飞都没发生。
像很多边境城市一样，贸易和性是黑河的缔造者和繁荣源头。俄罗斯的皮毛和俄罗斯姑娘的臀部，都引人遐想。但20世纪90年代中期糟糕的交易记录，摧毁了双方的信任，很难说双方谁更值得指责，这其中有今日的摩擦，也有昨日的屈辱，遥想当年，黑龙江北部那大片区域，不都归中国的统治吗？
对于我们这些不常在旅途上的人来说，陌生的景物与人群会迅速占据我们全部的注意力，我们被这些信息所填充而暂时忘记自己。这是人生的幸福时刻，你忽略甚至遗忘了自己。但几天后，旅行的感受开始减弱，陌生的广告牌、庄稼地、建筑物不再带给你新的刺激，你开始觉得一切都有点似曾相识，然后开始有点厌倦和视而不见。你会喜欢上坐长途汽车，在8个小时里，你看着车窗外景物的变化，头脑中若有所思或干脆空空如也，你会庆幸你既观察着外界，又与世界保持着距离，并且随时走神……最初的旅行目标也模糊了，你想发现这个地方的历史、风土人情的变化，和周边的关系。但是，这种整体感很快就让位给有点琐碎化的感受，你担心赶不上下一趟车、被酒桌上的盛情耽误了整整半天，被旅伴夜间的鼾声弄得整夜不眠，与本地人交谈没发现什么独特的经验，谈话经常是碎片的，你不知道从中能获得什么……你到了北部的黑河，中俄边境的感觉没那么显著，这个城市看起来和中国其他小城没什么区别，除去每个店牌下面多了俄文的标志，售货员讲俄语，夜晚街道上多了一些拿着酒瓶子的俄罗斯男女，其他似乎都一模一样……当然，黑龙江宽阔、深沉、神秘，但是站在黑河的江边花园中，瞭望对岸，除去建筑更稀疏，并没有特别的印象，就像是从长江北岸望着南岸……
这是多么可怕的感受，似乎你跑出了上千公里，就是为了再度印证所知的一切，似乎黑河市就是一个放大版的雅宝路。
我们还是到了爱辉—这趟旅行真正的起点。我一点也不兴奋，缺乏耐心地参观完爱辉博物馆，1975年建立时它最初的名字叫“爱辉反修展览馆”。在一次午餐上，我听到的关于中俄未来关系最精彩的一个假设是，中国男人应该更多地前往俄罗斯，让俄罗斯女人生下更多我们的后代—人口数量是最有力的武器。我在镇上一户老太太家里睡了一觉，她的爷爷100年前住在江对岸，是江东六十四屯那场著名的屠杀的幸存者，拉着马尾巴回到了黑龙江这边。

七 白城的错觉

在五大连池，我住进了一间完美的符合夫妻店标准的旅馆，丈夫有着憨厚的脸庞和结实的身体，喜欢光着上身在楼道里走来走去，他开一辆绿色的奇瑞车，负责买菜和送客人去车站，妻子穿着有点不合身的牛仔裤，脸上总挂着点不好意思的笑容，仿佛欠了你些什么。两层的旅馆的第一层是住宿的，共10个房间，其中一间像教室那么大，放着8张床，床单雪白，像是电影中战时医院的病床，只是不知上面是否睡过海明威式的人物。二层则是地质博物馆，它作为福利的一部分对住客免费开放，只是很少有人问津。一整夜，我的旅伴都在警告我，这对夫妇让他想起了美国恐怖电影中的场景，他们再正常不过的生活背后隐藏着惊天的秘密，或许楼上的博物馆里就有不知名的尸体……当然，我们是安然离开的，谋杀案没有发生。
我路过了大庆，并被这座城市的傲慢所激怒。我没有采访一个具体的人，觉得整座城市都是一个人身影的延伸—他就是王进喜。在茂兴镇的衍福寺里，我坐在一个破旧沙发上，昏昏欲睡，几只不安分的苍蝇在我四周飞舞，轻微地打破了那种黏稠感。那是中午，除去两三个同样昏昏沉沉的卖香火的老人，寺庙里空空荡荡，不知那些僧人去了何处。我从来没弄明白过大雄宝殿里各尊佛爷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到底是谁掌握现在，谁又能控制未来。但我喜欢那些佛教音乐，吟唱者口齿不清却自成曲调，仿佛另一个版本的周杰伦。
我对于白城一无所知，在中国的地图上，它处于吉林省的西北部，也是黑龙江、内蒙古的交界处。选择它作为旅行之地，纯粹因为它的名字，在蒙古语里，它是查干浩特—白色的城堡，好像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出版的一本同名的小说。这个有点神秘感的名字，还催生了我不恰当的想象力—我在这里会发现草原与平原的交接地带，或许还是一座草原之城，我将看到草甸在城市的中心生长，还看到芦苇荡中的白鹤……
我立刻就发现自己错了。我住在吉鹤宾馆，但白鹤仅仅是门前广场上的雕塑，吉鹤宾馆旁边则是科尔沁宾馆，但真可惜，科尔沁草原还要向北100公里。
出租车载我在城里兜了一圈，我看到了高大、豪华而不和谐的法院和政府大楼，经过了一家叫维多利亚的夜总会，一条步行商业街，连成一排的餐厅和练歌房……这看起来像是一座再平庸不过的城市，我在它的空气里没闻到历史或自然、亢奋或不安、傲慢或愤怒，甚至一点小小的自得也没有。在傍晚的广场上，人们在跳舞，但是敲锣的老人却面无表情。
第二天上午，我在酒店的商务中心和对面的那个个子高挑的姑娘说话时。她重复了昨晚司机的话：“白城没什么特点，就是风大。”她的脸有点平坦，因为浓妆而略显苍白。当她不说话时，那丝显著的厌倦就挂在嘴角上。她正在专心地阅读一本书，我从侧面看过去是罗伯特•清崎的《富爸爸，穷爸爸》。
“它真的对你有帮助吗？”我问她。她嘴角的厌倦立刻消失了，转而变成了兴奋：“怎么没用，我虽然不能很有钱，但我看的这本书可能帮我获得财务自由。”
“那么财务自由的目的是什么？”
“创业呗！自己创业多好，就不用像现在这样上班了。”
我们的谈话被一个前来打字的客人终止了，刚才还沉浸在“人人都可致富”的梦想中的姑娘，又回到了现实中，那丝生动又冻结起来。旅途中，我总是碰到这样的女人，她们的容颜比周围人出众一点，却没出众到足以改变她们生活的程度。她们不安于现状，却又不知道或者不敢打破生活的惯性……
整个下午，我和朋友在白城里无目的地闲逛，没有明确的方向。我看了拆迁的老房子，抗洪抢险的纪念碑，废弃般的新兴工业园区，一个早已干涸的天鹅湖，一座空空荡荡的寺庙。白城给我的压倒性的感受—它重复着所有的中型城市的节奏，在中国巨大的变迁中，它找不到自己的方位，它没有明确的资源可利用，也没能寻找自己的独特性。

八 来不及回望的大同

我带着种种预设来到大同，我们放弃了穿越内蒙古草原的计划，中国比我想象的大得多，如果没有直通车的话，我们起码还要多花三天时间。
大同是煤炭之都，这黑色块状物曾经是区分人类的农业时代与工业时代的主要标志，而如今它是驱动中国经济不可思议的增长的主要动力，它还是人道灾难的来源之一，死于矿难的人数一直难以真正考究。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矿主、矿工、新闻媒体间形成了一个奇特的共生关系，其中一条人命是最不值钱的，尽管它的价格据说已从三万元上涨到十几万。关于大同的第二个传说，是它的卖春传统。从前，它的窑子吸引着来自北方的商人、官僚、书生，而现在它则演变成了洗浴中心、娱乐城，一个流行的说法是，它是北京的“后花园”—便捷、清洁、廉价。
我期待看到被污染的天空，那些超载的装满了煤炭的大卡车，还有满城的灯红酒绿……大同比我想象的破败得多，似乎从煤炭中获取的高额利润没有转化成任何可见的城市建设。
大同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人群。时间已是上午10点，我们沿着新建南路向红旗广场走去，拥挤在街道上的无边无际的人群，好像是星期日的北京王府井。人口的密度提醒着我地域的变化。之前10天，我一直在东北，已经习惯了空旷与疏离。东北人在酒桌上的热情可以理解，他们在寒冷中成长，目里所及经常是空旷的田野和大街，他们需要用短暂的热闹与喧嚣来冲淡平日的寂寞，用酒精来抵御肉体和心理的寒冷。但现在，我到了山西北部，尽管它仍处于传统意义上的塞外，是蒙古草原与中原的交接之地，但它所受战乱不多，山西的人口稠密在元明两代就已非常著名，所以才有了洪洞县大槐树的典故。人口的密度造就了城市，决定了它的繁荣程度，鼓励了贸易和技术，推动了文明的进程……
让我们回到街头的人群，他们在散步，围着小吃摊坐着，年少的男女在追闹，两人对阵的象棋棋局吸引了十几人在助阵。不知是路灯太过昏黄，还是空气中粉尘过多，我在他们的脸上看到了油腻腻、混浊不清的东西，它的懒散不蕴涵着思考，而亢奋则没有对应的创造力。我还在学习分辨他们的身份差异，这城市男人最时髦的装束是，黑色长裤配T恤，露出自己健壮或不健壮的肩膀，脖子或手腕上带着一串金光闪闪、不知是真是假的金链子，头顶则是光光的，最多留下一点点发茬。“这是混得好的装扮”，一位本地人后来告诉我。
顺着人群来到红旗广场，我觉得全大同的人都拥挤到了这里。中国的城市是千篇一律的复制产物，它们都有类似的中央大街、人民公园、纪念碑，当然还会有至少一个广场。在很多城市，它即使在最适合散步的傍晚也是空旷的，因为光秃秃的广场上让置身其中的人觉得虚空。但在大同，红旗广场却是真正的乐园。我必须不断改变行进的路线，才能绕过奔跑的人。广场本身乏善可陈，它的三面被电信公司的巨大广告牌包围，另一面则面对着大同的展览馆，展览馆像是个小型的人民大会堂，方方的形态、粗大的柱子，它正被一片广告所包裹，其中最醒目的是“大同云冈旅游节”的横幅。在过去的7年中，8月的旅游节是大同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它也是这个城市试图摆脱过度依赖资源的努力之一，云冈石窟、悬空寺理应从历史尘埃中摆脱出来，为今日的大同作出崭新的贡献，就像广场边的华严寺门口的那条横幅，“一切为了发展”。与类似小型人民大会堂的展览馆相对的是一座雕像，一位将军骑在战马之上，他是战国年代的胡服骑射的赵武灵王，据说他是大同历史的真正开创者。
你可以轻易地从记载中感受到大同的悠长历史，它是北魏的首都—历史上第一个与南方汉族政权抗衡的少数民族王朝。在漫长的岁月里，它还是辽金两朝的陪都，契丹人、女真人、沙陀人和汉人在这里学会共同生活……他们留下了寺庙、九龙壁和乾隆皇帝到此寻花问柳的传说。
我对于历史既爱又恨，它给予了我衡量当下的参考坐标，但又可能使我丧失了对正在发生的变化的把握能力。当遭遇到历史过分丰富的城市时，我反而陷入了失语，能表达、需要表达的东西太多，不知如何开始，这时我就想起了亨利•福特的名言，“历史或多或少是一堆空话”。
此刻的红旗广场上也是如此。你来不及回望历史，就被裹进了热气腾腾的现实生活里。人们创造了很多简单、粗陋却有效的游戏方法，很多大型、结实的气球在广场上被踢来踢去，在临时搭建的舞台上放声卡拉OK，在连绵不断的小吃摊上吃来吃去，他们最钟爱的是兔头，据说一个28岁的小伙子是真正的“兔头王”，一天能卖出3 000个兔头，每个月净赚10万元，真不知道竟有那么多兔子可以杀，一路上我都在想总有一天，人们能用基因技术培养出有两个、三个头的兔子。

九 矿区人的姿态与表情

“那是条很长的走廊，推开门，看到腾腾的雾气，”小左回忆起那个下午，“他们都抬起头看着我，洗过的人是赤条条的白色，而没下水的人则是黑色的，还有半黑半白的。”那时，我们正在大同南山一家国营煤矿矿区的公共澡堂门口，它正对着云冈石窟佛像雕塑，被岁月、风沙、雨水侵蚀的石窟流露着说不尽的沧桑，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那些面部残损的佛像，在洞窟内散发着忧愁，但曾经它们蕴涵着人们对于极乐世界的渴望。
被刷成天蓝色的公共澡堂的外墙让我想起了集体主义年代。我在门口接一个莫名其妙的电话，小左则进了澡堂。他是同行的摄像师，面色微黑、头发短促却柔顺，一顿饭能吃三碗，他有一种强迫症式的好奇心与记录欲，似乎不按摄像机的录像键或照相机的快门，就不能证明自己。他带着照相机走进澡堂，看到了他描述的场面：“整整一分钟里，他们看着我，我也看着他们，没人问我来看什么，在那一瞬间我突然明白了，刚才的老矿工为什么那样。”
一个小时前，我们坐在一个退休的老矿工的家中。那是一片贫民窟式的房屋，依地势沿低矮的丘陵而建，大约六七十户人家，房屋前面是一个宽而深的土坑，也是这个聚集区的垃圾场，零星的野草点缀在垃圾、荒土和乱石之间，展示着它们顽强的生命力。我们是在两排房屋间的走道里碰到那位姓孙的老矿工的，他正拿着小板凳要到前面的空地上，那是居民活动区，老人家们在这里下棋、打牌、扯闲天，而小孩子则在四处奔跑，大声叫着爷爷以吸引长辈的关注。
矿区人的姿态与表情都是奇特的。在中国的很多城市，你都会看到街角、房屋前正在发呆的人，他们有着相似的麻木和空洞，似乎生活给他们带来的刺激与兴奋早已逝去，他们只不过在等待生命终结那一刻。但是矿区却不同，他们或许更为悠闲，不下井的矿工和他们的家属们有大把时间可以挥霍，那些无所事事的白昼肯定很无聊，他们总是三五成群地聚集在一起，但那些漠然的表情里却有着特定的镇定，他们的表情和姿态，适合于被拍摄，那里面有一种天然的质感。
“我是1965年下矿的。”这个姓孙的老矿工把我领到他的家里，开始讲述他的故事。他的家由两个房间组成，两个大炕各自占据了主要的空间，他的老伴在外屋的炕上正在缝被子，光线昏暗，我没看清她的模样，她充满热情，把一个被茶垢染深了颜色的玻璃杯递给我，里面是新沏的茶水。里屋里的窗台与炕上放着十几盆花，一面墙上的陈旧挂历上是毛泽东的画像，对面墙上则挂着一个印有王力宏的手提袋。我和老孙盘腿坐在炕上，脚边是散落的扑克牌。
老孙的山西话我几乎听不懂，山西口音比我想象的复杂，我开始怀念在东北的旅行了，那里空气清新，东北话都听得懂。我也不知道该问些什么，第一个问题就愚蠢得要命：“第一次下井时，你害怕吗？”“怎么不害怕。”老孙说。
小左把摄像机架在老孙面前，另一位同事开始提问了，我松了一口气，她是个纪录片导演，知道如何让对方在两分钟内放松下来。谈话进行得时断时续，很多时候突然性的沉默出现在空气里，除去听不太清楚，老孙的谈话信息也是碎片式的，你很难把它拼成一个完整的故事。在时断时续的谈话进行了10分钟后，老孙的老伴突然开始说话了：“不知道，就不要说。”她的声音穿过了两屋之间的窗口，入侵到这个屋的谈话中。这种情况开始愈来愈严重，在一段时间内，我们刚说出问题，他老伴的回答就接踵而至，和老孙的回答形成了一个此起彼伏的二重奏。她的出言是否定性，以终止这场谈话为主要目的。“不知道，不知道，我们什么都不知道。”她再三地重复这句话，双手仍在熟练地缝被子。她对我们的摄像机充满不信任，而且我们问起了煤炭工人的现状，他们的旧房子什么时候可以拆迁，很显然，这些像是敏感问题。老孙一开始还苍白地辩解，但很显然他的声音没有她的尖利，也没有她富有权威感，时断时续最后变成了欲说还休。我们忍受了一段时间静默，最终离去，觉得自己像是入侵者，打破了别人生活的平静。
这是次失败的谈话，事实上，旅途中我经常有这种感觉。我通过书本来理解世界，书中的语言是富有逻辑的，拖沓时，我就一跳而过，在大多数时刻，它的每个段落、每个章节都会指向某一个结论或者拥有具体的意义。但在旅途中，我只偶尔碰到富有逻辑性的表达，在大多数时刻，思路不那么清晰的交谈者用沉默、跳跃、离题来回答我，从不使用我习惯的书面语……
“你之前见到了太多的成功者。”小左对我说。成功者的标志之一，是他们能够面对社会表达自我。但除去小部分的成功者，剩下的则是“沉默的大多数”。他们也需要表达，却被斩断了习惯性的方式。他们的沉默，他们迷离的眼神，还有他们低着头的小动作，可能比他们的语言更有效地诉说了自己。
离开澡堂之后，我们前往可供游人井下探秘的矿井。已经晚上6点了，游览项目已经关闭。我们偷偷穿过售票处，穿过像北京地下通道一样的走廊，来到升降机前。这口井的一部分可供参观，但另一部分仍在作业。游人早已散去，我们看到了两三个矿工正在等待下降。
“没什么危险的。”他们表情淡然地对我们说，然后就沉默了。他们脸上是厚厚的黑土，几个小时后，他们将在澡堂里再恢复成白色。一分钟寂静之后，升降机的铁门突然咣当一声地打开，他们钻进去，又是咣当一声，铁门合上了，它突然下降，向深深的地下坠去……

十 混乱 临汾

我带着燥热来到临汾。长途汽车夜晚8点才从太原抵达临汾车站，我们钻进出租车，开始感受到城市混乱的交通。空气中秉承着山西一贯的肮脏，灰尘混合着我们身体的汗水，牢牢地粘在我身上，使毛孔难以呼吸。到处都在修路，到处都在鸣笛，到处都是闪烁的霓虹灯……
在漫长的时间里，临汾被称做平阳，是“南通秦蜀，北达幽并,东临雷霍,西控河汾”的兵家必争之地，也曾是北方工商业的重镇。它更著名的渊源是，它是尧的诞生地，尧被公认为华夏文明的开创者，他和另外两位继任者—舜和禹—构成了中国最初的统治史，他们都被认定代表了华夏的黄金时代。
我依稀记得尧、舜、禹的传说。我的旅行来到山西南部，中原地带的中心。说来奇怪，尽管我这一代人对“中原之地”耳熟能详，却很少意识到它到底意味着什么。如果我对于中国文化有所了解的话，它遵从的地理区域也先是东南沿海，或是江浙一带。中国近代历史的变革中心来自沿海，而文化中心则一直在江南。历史变化总是沧海桑田，如今我们谈论的是上海、香港，谁还记得临汾、商丘与开封？但当后者是华夏文明的兴起之地时，前者仍是杂草丛生的乱石堆。也因此，尧、舜和禹，就像黄帝、炎帝一样，是个总是被提及、却很少被说清楚的传说。甚至，只有到了临汾，我才知道尧曾建都于此。
我用一晚上清除了旅途的疲倦，整个上午，都徘徊在临汾市区的尧庙广场。结果发现的不是对远古文明的悠思，而是一种生理上的不适。饱经战乱、天灾与人为纵火的尧庙当然早已消失，最多剩下断壁残垣、青苔野草。遗迹是个不断修复的东西，况且，中国的历史倾向于存留在典籍，而不是建筑之中。除去万里长城，我们不喜欢帕特农神庙那种石头，而倾向于木头，它们美观、精巧，却经不起历史烟尘。
眼前的尧庙是1998~2002年一连串扩建的产物，它不再是一座孤单的被祭奠的建筑，而变成了一片建筑群，被称做尧庙广场。它就像另一种意义上的世界公园或是街口的杂货铺，建造者费力地想把所有的东西都塞进一个空间里，而且所有的东西都有着显而易见的廉价感。
我先是在观礼台的广场上游荡，它坐南朝北，正对着尧宫。它是一个小型的“天安门”，殿内摆放着那种常见的廉价工艺品，它是“中国尧都民间艺术博物馆”，两个年轻姑娘无精打采地坐在那里。在同样微缩的广场上，摆放着几辆电瓶车，它们分别塑造成济公、火箭的模样，花上5块钱，你可以在广场上驰骋一下。然后，我又在尧庙里消耗了一个小时，在那些仿明清的建筑中穿梭。那些懒散的管理员会突然走到你面前，“给先祖敬香吧，30块的、60块的都有。”如果你拒绝，她就立刻恹恹地走回屋角的同伴那里，继续她们的聊天。这尧庙是她们的，而不属于游客…… “旅游业是一个大蛋糕，关键是谁能将这块人人看好的蛋糕做大做强……”在付出30元的门票，买了一瓶热乎乎的冰红茶之后，我还买了一本蓝色封皮的《尧庙》的小册子，在它的序言里，当时的临汾市尧都区委副书记王天然这样写道：“我们的卖点就是4 500年中华文明的源头。”而书的编著者高树德则写道：“我们的先祖创造了太多太多的华夏之冠。如何将先祖们创造的‘无形资产’变为‘有形资产’，使华夏千古文明浓缩在尧都，浓缩在一处看得见、摸得着的艺术经典中……”
一切变得容易理解，浩大的工程与历史情怀无关，它只是经济增长的催化剂，而且它与大跃进式的坏品味相连—拜多年的标语化、好大喜功的美学观念所赐。贯穿广场的尧都大道有40米宽，两边的景区除去“天安门”，还有缩小的“天坛”，有尧、舜、禹三座宫门，有用水泥制成的立体中国地图……广场建筑处处夸耀它的规模，21米高的汉白玉华表，长达百米的、花岗岩铸就的千家姓纪念壁—它不但是全国规模最大的，而且采用了长城造型，还有号称“天下第一门”的华门—三门鼎立象征了尧、舜、禹，主门18米高，是“世界上最高最大之门”……
我在40米宽的大道上走来走去，这并非特别节日，大道上空空荡荡的。我庆幸自己没有再花50元门票进入那个华门，它四周飘荡的红旗早已褪色，丝绸的边角早已残破。摆设在尧都大道两旁的摊位和这些宏大的建筑一样，真实地反映了中国人此刻的精神世界。一个又一个摊位提供了每一个城市雷同的消遣方式，气枪打气球的游戏、小吃摊、盗版书籍与音像—在那儿我看到了几乎全部是玄幻、武侠小说，还有一本余秋雨的散文，还有《我偷了二嫂》这样诱惑人心的光盘名称……那个微缩的天坛被命名为“幻觉动感の屋”，中文的“的”字被换成了“の”字，而且在说明里特意提及，游戏来源于“日本株式会社”，我甚至看到了一艘仿制的军舰矗立在华门前……一位叫刘群良的僧人还给我算了命，但是他的个人简介上却印着八卦图。“不管僧道，都要看八卦的。”他对将信将疑的我说，并确信我“天赋敏感，也可以预测未来”。只要付给他三万元，学习一年两载即可。我婉拒了这个前途无量的工作，付给他10元钱离去。
尽管我早已熟悉这一切了，今日中国的显著特征之一是它的不协调。但如此大规模混杂仍叫我有点吃不消。那位尧真的是我的祖先吗？今天的中国人真是古代中国人的延续吗？
离开尧庙广场后，我看到的第一个大幅广告牌是“纽约?纽约”和“台北新娘”的婚纱摄影……
“不要假装我们是一个文明古国了，传统早已割裂，我们是个无根的民族，精神一片荒芜，伪造出的传统只加剧了我们的虚伪，凸显了我们的空洞与脆弱。”这种感觉在当天下午我前往洪洞县时同样明显。

十一 遗忘的力量

我总是在阅读，一本书，一张报纸，甚至洗发液的说明书。“这是懒惰的标志，”我经常提醒自己，“你期待别人的语言、别人的思想占据你的头脑，这样你就省却了独自的思考。”
我在书籍里成长，这是个便捷却懒惰的方法，书本永远不会离你而去，但是一个姑娘，甚至一只小狗，都不那么容易把握。我怀疑自己选择在书本里成长，度过整个青春，是因为我太无能、太怯懦。
在旅途中，我更喜欢阅读，似乎文字提供了某种确定无疑的东西，以抵抗旅途中的漂泊感。我期待自己像浮萍一样随遇而安，却从来做不到，断了线的风筝的命运是悲惨的，只有稳定和自由这对名词以孪生兄弟的姿态出现，一切才变得美妙无比。
一路上，我一直在读简•雅各布斯的《集体失忆的黑暗年代》，它甚至超过了我最钟爱的作家V•S•奈保尔的作品。我喜欢悲观的论调，确信乐观使人愚蠢。但就本质而言，我是彻头彻尾的乐观主义者，只有对未来充满信心的人，才会对眼前充满悲观，因为你知道，多么严苛的批评，多么暗淡的描述，都不会妨碍你内心对美好的期待。
我听到了太多这样的论调，历史终究是会向前的，你的忧虑是杞人忧天……生活在此刻的人们，通常会忘记历史中的黑暗和绝望。我一直喜欢约翰•梅纳德•凯恩斯那句话，“长远来看，人都是会死的”。如果一个中国人出生在19世纪末，并在1976年死去，这对于他来说是个多么绝望的世纪，它目睹了自己国家被瓜分，充分体验了作为一个中国人的屈辱，当他好不容易盼到“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时，又开始经历一轮又一轮的政治运动、巨大的饥荒……对他的一生来说，历史不总是螺旋式上升，身在其中他只会感到充满绝望，正如斯蒂芬•茨威格的自杀，他经历过美好的维也纳时光，却又看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残酷，当他刚刚从中摆脱出来时，又卷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集体性地屠杀犹太人……
我喜欢简•雅各布斯，是因为她陈述了这个事实，历史中其实充满了“黑暗的年代”。就像不同的人对半瓶水的判断，有的人看到了半瓶水，有的人看到了半瓶空。历史同样如此，有的人看到了不断的黑暗之后的光明，有的人则看到了在光明之后，总是陷入黑暗。
简•雅各布斯提到了“遗忘”这一命题。回顾一下整个人类的历史，多少辉煌的文明被掩埋在荒沙之下了。建造了金字塔的古埃及、墨西哥的玛雅文明、中东曾经的辉煌，不都烟消云散了，没人再知道他们是如何在3?000年前，建造了如此辉煌的建筑，留下了如此灿烂的文明。
当人们开始遗忘时，一切都会消失。在这次旅途中，我不断感觉到这种遗忘感。“我们是唯一延续的文明”，不断有人对我这样说，比之古巴比伦、古埃及，中国是个例外。但中国真的在延续吗？清朝的中国人、民国的中国人和今天的中国人真的还相似吗？
在成都的金沙博物馆，我看到了出土的近3?000年前的蜀国文明，他们工艺的精巧程度，今天都难以想象，今天的四川人断然做不出类似的成就。我翻阅民国作家李人的《死水微澜》，那个时候的成都人和现在一样吗？那个唐诗宋词、文人山水画的中国和今天的我们真的有关联吗？
一路上走来，我喜欢中国的辽阔，我也承认每个普通中国人都蕴涵着惊心动魄的故事，如果你耐心一点，在他们淡然的表情之下，经常会有炽热的情绪。但是，我们精神的贫瘠、我们言行的粗俗，比我们愿意承认的更严重，那种精神的断裂感是如此的显著。我愿意承认简•雅各布斯的“遗忘的力量”，文明经常因为骄傲而遗忘自身，就像我这一代遗忘了如何欣赏诗词元曲，如何与周围人和谐共处。传统当然不是一成不变的，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生活。但是，如果你不承认这一点—美好的、富有创造力的生活往往是传统与未来之间的张力带来的—的话，抱有“存在即合理”的态度，我就和你无话可讲了。在一些历史阶段，所有事物的确有可能相互纠缠在一起，一起向下堕落。想想我们时代的不安全感，普遍性的对权力与金钱崇拜，普遍性的对精神生活的蔑视……
离开山西临汾时，我一直在想，别再用连续性、未来会更好来安慰自己了，如果几代人的整个青春时代都处于文化沙漠中，我们就处于精神的黑暗时代，即使未来会转变，但那么多人已经成为牺牲品，这难道不令人悲哀吗？

十二 汉中印象

一阵雨过后，天空变得明澈，那辆现代汽车在山路上行驶，穿过了一个又一个隧道，窗外是清澈的山涧，河滩上布满了大小鹅卵石块，铁青色的岩石取代了黄土丘陵……
沿途中，我试着去观察风景，去区分植物，去辨认不同的岩石和土壤，去体会人们的喜怒……这是个艰巨的挑战，我几乎已经习惯失败。
我心情舒畅，因为终于要离开北方中国了，我正在穿越的秦岭是北方与南方的分界标志。南方气味在经过眉县的渭河桥时就已变得鲜明，我看到一家又一家的路边简陋饭店都以川菜示人，成都和重庆的力量陡然增强了，西安则被遗忘了，仿佛我不再身处陕西，而已进入四川。行政划分相较于自然划分和历史习惯，显得粗暴、不堪推敲，但权力总是可以战胜语言、山川、风俗习惯等这些屏障。
我开始觉得潮湿，这种印象在接下来的旅途中，越来越鲜明，以至于我怀疑多年后，我对于这次旅行的记忆将是潮湿的、飘着薄薄的细雨，而且总也停不下来。
旅行的节奏在汉中开始变得舒缓，我整个人松懈下来。在市区乘坐18层的观光电梯时，你看到了那些千篇一律的四角方方的五层楼房。清晨醒来，隔壁的潮皇酒楼门口那个穿着紫色旗袍的年轻女人正擦着玻璃，满身的慵懒从旗袍侧面的开叉溢出来，马路对面的性保健品商店的门口张贴着这一路上我看到的最有创意的春药名字—“阿根挺”。
在路边摊上，我听着两个少妇的闲聊，其中一位过分浓妆，却有着冯梦龙笔下小家碧玉式的姿色。“汉中女人好看，”一位西安朋友提醒我，“她们有点像陕北的女人，个子高、皮肤白。”
“为什么西安人都说汉中人小气？”我一边吃着辣椒炒蛋，一边若无其事地插话。我的胃口终于苏醒了，从黑龙江到陕北，我受够了那种粗糙、没味道的饮食，四川的辛辣终于到来了。这句话引发了那两个女人的激烈情绪，她们开始将之前西安人对她们使用的形容词，都送回了去：“西安人哪有汉中人豪爽，他们做事才小家子气呢！”
这座城市给我的印象是，女人比男人更有力量，不知道那“阿根挺”的销量如何。那天下午，载我前往勉县武侯祠的是个女司机，今年正好30岁。她前额的刘海修剪得过分整齐，像一把精巧的刷子，而后面则长长地飘下来，她的脸苍白平坦，五官小巧，这使她看上去就像放大的樱桃小丸子。她的牛仔短裤真是短，以至于我坐在副驾驶的位置时，目光总是不由自主地被她白晃晃的双腿吸引，忽略了她作为整体的存在。
“汉中男人太懒了。”没想到我们谈话是从这句话正式开始的。一路上，我和当地人的攀谈没有任何创新，不外乎“本地人有什么特点啊”，“你对生活满意吗”……我们也总会谈到“一个月挣多少钱”。我很少碰到对自己收入满意的人，总是“太少，不够花的”。
眼前这位说话干脆的“樱桃小丸子”也是，她毫不掩饰地表达自己对眼前生活的不满，对自己丈夫的嫌弃。“如果不是孩子，我早就离婚了。”她说这话时，这辆捷达车正驶在整齐地栽种着两排高大冷杉树的公路上，而路两旁则是浅绿色的稻田，绿得让人心旷神怡。“如果你春天来，更美，都是黄色的油菜花。”她说。
她对于结婚10年的丈夫的主要抱怨是，他赖在一家半死不活的国有企业里，每个月挣1 000元，自己都不够花的，却不愿意到外面去闯一闯。她是个想得开的女人，喜欢在那家鹦鹉酒吧里喝啤酒，和朋友抽烟聊天，她喜欢北京、西安这样的大城市的生活，后者的麻辣小龙虾给她的印象深刻，“汉中就没这种做法”。她给老板固定开过车，嫌钱少又不自由，然后就自己买了这辆出租车，准备开上3年挣些钱，再把车一卖，或许能在西安开始做个小生意。她是个称职的投资者，不再开车载朋友了，即使会被他们讥笑“小气”，她还雇用了一个男员工，每月付他900元，专门开夜班—闲置的出租车该是多么浪费。在家里的姊妹三人中，她是最不安分的，总是向往着更刺激的生活，要穿名牌衣服，要下馆子吃饭，要去全世界旅游，她也是最自立的一个—除了自己谁也没法依赖。
夹在秦岭与巴山之间的汉中，的确仍旧散发着一股置身世外的气息。对于饱受大城市的节奏所折磨的人来说，它的悠闲散漫是如此迷人，而对于这位“樱桃小丸子”来说，它缺乏生气与活力。
速度正在致力打破这种状况，八百里秦川如今需要6个小时的车程，到了9月28日，则将缩短成三个半小时，西汉高速公路那时通车，“云横秦岭家何在”的感慨变成了彻头彻尾的远古景象。这也给“樱桃小丸子”带来了新的机会，她希望到时不用再在市内挣那5元一趟的活儿，被别人包车往返一趟西安、汉中，或许就可以收入1 000元。
和她谈话的乐趣，超过了我对于勉县的游览。对诸葛亮的记忆主宰了这座小县城。我试着在西方传统中找到他的对应人物。他是那么机智，那么有操守，那么执著，却最终还是失败，充满了悲剧式的无力感。奥德修斯有他的机智，却比他更幸运，或者说更明智。中国人推崇诸葛亮，多少因为他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剧性。从刘备到阿斗，他不怀疑既有秩序，甘心成为摇摇欲坠的秩序的维持者。
我来到武侯祠时，成为最后一位游人，空空的院落里，皮鞋踏在石砖地面上的声音响亮而清晰，我喜欢上了那棵玉兰树，甚至开始试着欣赏结构对称的古建筑，还有四四方方的院子，散布着青苔的石板路引人遐想，我突然觉得自己被剥夺了那美妙的传承，恨不得能就地坐下，抚琴一首。对风景之爱，曾是中国文化中多么重要的一部分，站在小小的阁楼之上，穿过一片玉米田，看到了流淌的汉江水，一阵清风恰好迎面吹来，内心莫名其妙地充盈起来。
我对历史遥远和模糊的记忆在汉中被一点点唤醒。诸葛亮、马超、汉中王刘邦的拜将台、萧何月下追韩信的地点，还有汉江。中国人的身份是从汉代开始的吧，因为汉江、汉朝、汉中，我们成为“汉人”。汉与唐，中国最强盛的两个王朝，是中国人内心无法去除的优越感的真正来源，即使背井离乡多少代，我们仍是汉人，建造的是“唐人街”。

十三 穿越蜀道

零星的雨水不知如何从窗口钻了进来，滴在我的左臂上，凉凉的。汽车的发动机声惊人，一刻不停，这个心急的司机超越了一辆又一辆卡车。从汉中前往绵阳的公路，穿越了一座又一座山峰，一座又一座桥梁。天色已晚，我看不见窗外那些高山与谷地。我在穿越蜀道，我提醒自己。两天前，我就是这样从西安穿越秦岭进入汉中的，而现在我从汉中穿越巴山前往绵阳，富饶、拥挤的四川北部。
夜晚8点时，滂沱大雨突至，雨打玻璃的声音，短促有力，而窗外一片漆黑，迎面到来的汽车的前灯会短暂地打破这黑暗，提醒我车依旧在开往目的地，而非仅仅是钻入了无尽的黑暗。我闻到了那种神秘气息，其中甚至带着某种杀气，如果在此埋下一支伏兵，谁能进入富饶的成都平原。
我觉得饥饿、疲倦、情绪低落，突然想到一切终究逝去，荣耀、爱情、雄心、友谊还有生命。这些问题在城市明亮的灯光中，很少被追问。我是慢慢意识到自己是个浅薄之人，对于终极意义缺乏热忱，生命对我来说像是一个又一个的临时解决方案，我从这一处跳到另一处，不相信它通向某个特定的终点。有时，我觉得自己与一只小动物无异，当一种欲望到来时，就迫不及待地满足它，就像这次旅行，厌倦了北京，就跑了出来，那冠冕堂皇的“腾冲—爱辉线的发现之旅”恰好是借口。
而现在，从汉中开始生出的懒散，如潮水般地扩散。到了绵阳，懒散变成了懈怠，而旅行则变得像是观光。涪江旁是一家又一家的茶馆，那些软软的藤椅、5元一杯的绿茶，一刻不停地引诱我。麻将声就像辣椒的味道一样四处可闻，它们都给平淡的生活增添味道，也抵御那连绵的阴雨。那家开元米线馆一早就被人群挤满了，店铺太小，十几张凳子不够坐，人们就端着那个大碗站在路边，我在碗里看到了颜色浓郁的红油汤，我之前尝了一口，被呛得喝下了半瓶矿泉水。但这些身形秀气的本地人则在清晨刚刚醒来时就喝下一大碗，就像它仅仅是一杯茶、一杯牛奶，或是一杯咖啡。被这碗红汤米线诱惑来此的人形形色色，我看到了睡眼惺忪、脸面浮肿的男人女人，像是刚刚从欢乐、放纵的夜生活中脱离出来；循规蹈矩的上班族，那位白衬衣、斜挎细带黑色皮包的胖胖的年轻人，他正尽力将碗端离身体远一点，然后探头去吃，期待他的白衬衫能逃过溅出来的油星。他的小心翼翼，不妨碍他吃米线的速度，筷子夹住滑腻的米线，灵巧地一卷，再上下掂两下，挥发了热气，然后再送入口中。我像是在观赏一场晨间的杂技表演，并叹为观止，他的衬衫的确一点儿也没脏。
我忽略了绵阳作为科技城的一面，从秦岭开始，毛泽东时代的工业向三线战略转移的记忆就鲜明起来。那是冷战的高峰时刻，美国少年们都在熟悉如何应对核爆炸，而前苏联人在古巴建立军事基地，中国人则做好了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准备，和美国与前苏联共同作战。我们把兵工厂、钢铁厂、电子厂，这些战略意义上的工业搬进了西部的沙漠、大山，这样即使丢失了整个东南沿海，战争依旧可以继续。在与日本作战的年代，中国政府不是由南京退避到重庆了吗？中国足够大，我们总有路可撤，谁也难以全部征服。
“三轮！三轮！”我喜欢听李仲贤在街道上这样的喊叫。那是浓重的四川腔，音调高得出奇，仿佛不是从他瘦小的躯体里发出的。雅安正下着雨，已经持续了一整夜。昨夜我到来时，一下就迷上了它。我还不知道这城市的布局，不知那条横穿市区的河流叫青衣江，只看到远处若隐若现的墨绿色山峰，昏黄色路灯下湿漉漉的水泥路，就做出感情上的判断。
这座名字秀美的城市位于四川成都的西南方向，大约130公里的距离，距离上一站绵阳需要4个小时的车程。它是四川盆地向青藏高原的过渡区，著名的茶马古道川藏线的起点。由马匹、茶叶交易筑就的商业古道，也同样传播了文化、政治、宗教与爱情……
李仲贤熟知这些历史，55岁的他是当地地方志的编纂者。旅行中，我最喜欢碰到他这样的人，他们对自己生长的土地充满热忱，熟知它的种种典故，而且愿意与所有人分享。他带着我去青衣江畔喝茶，叫来他的朋友，其中一位是本地作家廖念钥，在过去10年中，他写了8本小说，试图将雅安的历史命运串连起来。屋外的雨水越来越大，青衣江水算得上奔腾向前，裹挟着山上那黄得发红的泥沙，气势倒是让山西境内的黄河黯然失色。
茶馆内只我们一桌客人，屋顶有点漏水，洗手间入口处一个水盆正滴滴答答地接着漏下的雨水，那个34寸的彩色电视机播放着一部三流香港枪战片。我倾听着这群本地知识精英的谈话，间或插入一两个问题。他们的四川口音浓重，我经常对此一知半解。自从离开东北之后，方言的发音就困扰着我，明明都是一样的文字，我却大半都听不懂，语言中蕴涵着多么强烈的权力啊，凭什么北京人可以让那么远的地方像自己一样讲话。
廖念钥的普通话比李仲贤好得多，他会有意识地照顾我，不过谈兴浓烈时，他们又会不由自主地开始讲本地话。谈话的内容五花八门，我喜欢听他们说起民国年间的传奇，刘文辉、刘文彩和刘湘的故事，他们同属一个大家族，却又彼此争斗。这些故事经常让我想起《死水微澜》的气氛，新旧军阀、袍哥、教会争夺权力，但这些刀光剑影、枪炮火光却又立刻被麻婆豆腐、甜甜的井水、女人的胭脂发髻、小孩子的啼哭声掩盖住了，成都平原太安逸了，暴力和愤怒都被溶解了。
“我的父亲那一代真的不同。”李仲贤说。他的父亲毕业于南京大学，1948年时来到偏僻的西康省①，成为一名法官，他拥有那一代中国人的温文尔雅，他就是“那种读书人，即使老百姓把唾液吐到他们的脸上，他们也会保持风度”。
但当故事从民国转到当下时，气氛更加热烈了。像所有城市一样，雅安也在过去30年的变化中感到不知所措。廖念钥在他的小说里描绘他这一代人的故事，他们幸运地考上了大学，为了能分配回家乡不惜和不爱的人结婚，他们经常要与僵化的体制斗争，获得少得可怜的自由。但他们结婚生子，准备安于这一切时，更剧烈的变化发生了。没有机构再限制他们的自由，事实上，也没人再给予你安全保障，你要依靠自己的努力来重新获得一切。这变化得太快，年轻时他们谈论诗歌、理想，而现在钱是一切。在这股财富重新分配的热潮中，那些曾被他们瞧不起的人，摇身一变成为了暴发户，而他们自己则苦苦挣扎。
“那些国有企业被卖得太便宜了，那是几代人积累下来的，突然到了一个人手里。”廖念钥和李仲贤谈起一位千万富翁级的女性，她有几分姿色，当主动躺到本地一位高官的床上之后，特权折换成大笔现金。这种故事再普通不过了，各地都有类似的版本。
李伟是雅安的年青一代，有着南方少年的瘦小，却很帅气，染烫过的黄发乱蓬蓬的，不大的眼睛很清亮。他才18岁，却有着丰富的阅历，他当过理发师，成立过少年帮派，高峰时手下有100多个小兄弟，他在藏区闯荡过，却因为拒付黑社会的保护费被打了出来。“我最崇拜郑浩南，”他说起了自己的价值观，“他够义气。”香港电影经常充当了遥远的内陆城市的主要精神生活，从20世纪80年代的《英雄本色》到90年代的《古惑仔》，兄弟义气一直激励着这些少年。
但真实的情况是，它几乎从未发生过。李伟厌倦了小帮派生活，是因为“其实根本不讲义气”。暴力是没有目的的，经常是为了打发时间，甚至为了一元钱、一个挑衅的眼神而打起来。两个冲突者，会迅速转化成团伙的对抗，接着双方开始叫来更多的人。“雅安那么小，经常两边叫来的是同样的人，然后可能就不打了，”他说，“两个月前，我被人拿刀逼着去打架，但到了那里看到被打的人我认识。”他对此深感厌恶，一直没有动手。那次的斗殴没以和平收尾，双方都失控了，其中一位被扎成了重伤，而肇事人逃到了乡下或别的城市。“他们不会报案的，”李伟解释游戏规则，“你要自己报仇，而不是靠警察。”
李伟的生活开始得太早，也因此厌倦得早。他说13岁时他就有了性体验，到现在已对姑娘没什么兴趣。如今，他是江边一家餐馆的服务生，他在成都做保安时的好朋友是店老板的女儿的男朋友，也是瘦瘦小小、更内向忧伤，真想不出他们两个站在大门前，会有什么威慑力。70年前，也是一样的少年被抓去当兵，去打内战，去抗击日本人，却没经过什么军事训练，他们的命运中当炮灰的成分要多于英勇的抗击吧。
我们坐在一起聊天时，是雨后的下午，李伟出神地望着远处山上的信号发射塔，它看起来像是一棵千年老松树。“我一直想去看看，那到底是什么？”想必在很多个这样无所事事的下午，他都这样发呆，在他一旁那一对小恋人正在相互挖苦，或许两年后他们就会结婚，将自己的命运和青衣江边卖沙锅的餐馆紧紧相连。

十四 热忱的耗尽

进入这家客栈时，已是凌晨3点，我只想找一张床，倒头睡下。一路上，我很少坐飞机，它摧毁感受力，你不明所已，就被带到了一个陌生之地，像是个没头没脑的包裹。但从成都到丽江太远了，旅行已经进行了一个月，我的热忱和好奇心被消耗殆尽，可没兴趣再花上将近一天的时间，从火车换成汽车，和一大堆包裹与陌生人挤在一起，和他们一起盯着车厢前头挂着的那台电视机—我从未在这么短的时间里，看了这么多的烂片，它的声音还大得出奇，我们发现人们不恐惧噪音，却恐惧安静。乘务员担心漫漫旅途让人厌倦，总是把音量调到最大，它从车头穿越车厢里默默的人群，一直抵达车尾，我想静静地看着窗外的风景，纵容头脑中的胡思乱想，但这种期待从来没有实现过。
伴随着地域的不同，节目有所变化，从黑龙江到山西，二人转的力量一直占据着主宰地位，我听了那么多半色情的笑话，看了那么多杂耍式的表演，记住了那么多二人转的明星，东北腔至少占据了流行文化的半壁江山。铁岭之于今日中国，有点儿像40年前利物浦之于英国，赵本山使用的是东北农民土话，而披头士则是利物浦的工人嗓音。到了陕西，香港枪战片开始占据主流，在四川境内的长途车上总是看见成龙，偶尔也有李连杰，这一部是《中华保镖》，百无聊赖中，我对这部电影进行了文本分析。女主角钟丽缇和身为保镖的李连杰的关系，就像是香港与北京的关系，前者爱上了后者的强大，这是香港不变的情怀。当英国人统治时，香港自认是苏丝黄，爱上了白人画家；而在1997年之后，北京取代了伦敦，漂泊的酒吧女摇身变成了需要被保护的女富人……
我们选择乘坐飞机从四川进入云南。
作为烦闷旅途调味剂的艳遇迟迟没有发生，但根据抽样调查，艳遇就像是英国人与天气的关系，人人都在谈论它，却很少有人知道它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还猜这与中国社会普遍的不安全感有关，当人和人之间充满了不信任时，你怎么能指望陌生人之间迅速拥抱彼此。
当这种自发性的情感减弱，陌生人之间充满了阻碍时，金钱开始成为催化剂。“进来唱歌吗？”我想起了在大同的孩子气式的“探险”。
我们的出租车刚停下来时，一个剃平头的小伙子就把头伸进来。这是一家大同市的娱乐中心，我们慕名而来，至少两个本地出租车司机推荐我们来，因为“适合你们这些年轻人”，它是“最典型的大同景观”……我和朋友对此充满好奇，我们的青春期开始得太晚，超过了30岁却仍令人怜悯地有着18岁的好奇心，我们仍想了解各种各样的生活，各种各样的女人……这在今日社会看起来唾手可得，每个城市、每个小镇都有那么多公然或半明半暗的色情场所，女人身体和饭桌、KTV、桑拿房一样，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润滑剂，是社会压力的排泄口，是改良热情的麻醉剂，大多数人对此司空见惯，以至于不觉得这有什么不正常。我怀疑，很多生意人已经不知道如果不带着客户去唱歌、去洗浴中心该怎么谈生意，就像很多报纸编辑不知道在Google出现之前是怎样找资料的……
这家娱乐中心拥有一个平庸不堪的名字“鑫鑫”，它那霓虹灯的招牌还有几个荧光灯管坏掉了，所以“鑫鑫”这两个字是不完整的，它本来应该有六个“金”字，却少了一个半。门口有点奇特，要先爬上十几个台阶，才进入正门，门口方方正正，格局像是老式的苏式建筑，就像是机关大院的办公楼，不知道它里面是否铺着我喜欢的被漆成红色的木地板。
我们试着像老江湖一样，带着有点厌倦的表情缓缓进门，仿佛我们早已历经沧桑，尝遍山珍海味，熟知各种新奇事物……一旦进了门，我还是立刻就被震惊了。
不错，楼内是我再熟悉不过的空间。一块面积不大的门厅，它连着一条长廊，一个接一个的房间分隔了这长廊的空间。机关大院的办公室、筒子楼、医院、我那个时代的中学教室，都是这种格局。厅内和长廊，还有通往二楼的楼梯上，到处都是人。暴露着双腿和肩膀的姑娘们坐在那里，她们在聊天、吃零食，或干脆表情呆滞地干坐着，她们坐的是那种低矮的小凳子，有点像一群候诊的病人……还有一群油光满面的男人，这群人打上了我们时代的烙印，他们喜欢穿一种有领的条纹T恤，腋下夹着黑色的小皮包，那里面是钱包、电话，他们的脸上有一种发暗的红色、轻微的浮肿，那是夜生活与烟酒过度的表现，他们的表情通常有点自满和乖戾，但我知道如果遇到更有权力和金钱的人时，他们就会转化成过度的谦卑……就像“巴比特”是20世纪20年代美国商业社会的象征一样，我刚才描述的这种人像是过去10年中国社会的缩影—他们是经济变革中的小有成就者，成功给他们带来了小小的傲慢，也让他们付出了过多的身体和内心的代价……和巴比特一样，他们被一种褊狭、自以为是的世界观左右。
我们跟着这个小平头上了二楼，这里有着与一楼同样的景象。然后我们左拐，钻进一间封闭的房间，木板将这个大房间分割成面积均等的两个。我能记住的是带着拙劣刺绣的沙发，是暗淡的黄色，不知道它是暧昧的灯光所致，还是确实这么脏。那一排姑娘走进来时，我觉得有点眼花缭乱。那个身材修长、像香港TVB里的一位女演员的姑娘，真的只要50元就陪我做尽各种尝试吗？
我和同伴以社会考察的名义而来，实际上内心都蠢蠢欲动，我们太虚伪了，太自以为是的矜持了，两个姑娘坐在我们身旁，并随时准备坐在我们的大腿上，我们却纵容大好时光悄然逝去，倒是她们的直接弄得我们无所适从，她们需要尽快地开始，尽快地结束，效率和金钱紧密相联。我相信，我们是她们最好、最莫名其妙的客人，足够慷慨，却什么也没发生。
这些经验让我心灰意冷，即使到了丽江—一座公认的艳遇之城，我都没太多兴趣。凌晨3点的小客栈，准备收容我的疲倦。但在走廊里的洗手池前，我看到了一条蓝色牛仔短裤，下面是笔直、丰满的双腿。我的眼睛又干又涩，意志昏沉，却对这一景象印象深刻，还有那头长发。第二天我一觉醒来时，她又在洗脸，我略去我们对话的细节，总之，她和我一起去吃早饭，去喝了一家接一家咖啡馆的美式咖啡，她决定和我一起从丽江前往大理，最终抵达我这行程的终点—腾冲。她来自台北，母亲是外省人，外公是20世纪40年代上海的一位知名记者，他的父亲则是土生的台湾人。这是她第一次来大陆进行真正意义上的旅行，她对这片辽阔土地的感情是矛盾的，她像这一代台湾人一样，对身份的认同纠缠不清。

十五 老人张德藩

我的新旅伴比我懒散，却是个勤奋的摄影师，和我一样喜欢Leonard Cohen。当长途汽车最终开始穿越通往腾冲的高山时，她指着颜色浓郁的怒江水兴奋地叫起来。怒江水让我想起了黑龙江，它们流淌得都那样缓慢、从容，它们都黏稠，像是油，而不是水，只不过前者的颜色更黄，而后者的颜色更黑。在怒江一段，植被葱葱郁郁，那种热带才有的茂盛，在那一瞬间，我仿若回到了史前时代，两万年前的这里也是这样吧。
在腾冲，一位老兵比其他任何人与事，都给我留下了更深的印象。
张德藩打开贴了尉迟恭、秦叔宝两位门神的木板门，站在我们眼前，他的蓝色西装整洁利索，面颊刮得干干净净，看得出，他不属于这个村庄。
“我们来找一位从台湾来的老人。”从张家坡的村口，我们开始一路询问。我们不知道他叫什么，只是从一个朋友那里听到他的经历—他曾是中国远征军的一员，在台湾度过了大半人生，如今又回到了他的故乡云南腾冲县和顺镇的张家坡。
对我这一代的中国人而言，中国远征军像滇缅公路、史迪威一样，似曾相识，却从未了解。事实上，8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的来龙去脉，我们知之甚少，而国民党政权的作为则更像是历史的盲点。距离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整整70年过去了，但我对于那场战争的主要记忆只是几个孤立的年份、几场孤立的战役、几次骇人听闻的屠杀，至于战争的内在逻辑与细节—中国失败与胜利的原因、中日两国的真实国力的对比、杰出人物和普通人在战争中表现出的勇敢与怯懦—则几乎未得到探讨。我们总是在遗忘，似乎所有的苦难都仅仅是苦难本身，除去哀叹与控诉，无法转化成真正的精神财富，转化成我们对自身命运的探求。
腾冲曾是明清时期的中国控制缅甸的军事重镇，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则见证了中国与她的盟友美国、英国兴奋、悲壮、挫折重重的合作。1942～1944年，中国军队第一次将触角伸到国土之外，他们在缅甸遭遇惨败，几万人被困在深山密林中，迎接不必要的死亡；他们在印度重整旗鼓，补充了“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兵员，接受美国式的装备与军事训练，最终完成了对日反攻。腾冲建于1945年的国殇墓园记录了其中的一部分牺牲者，那些50公分高、20公分宽的小小墓碑，整整齐齐地排列在一起，既然他们生前就列队，那么死后也是如此吧。很多墓碑上的字迹经过雨打风吹已然褪色，只依稀看到“一等兵”、“上等兵”这样的字样。
真实的战争比我想象的更复杂，除去勇猛、荣耀、爱国热忱，它或许更蕴涵了恐惧、无可奈何。战死于缅甸的戴安澜将军会说“此次远征，系唐明皇以来扬威国外之盛”，但作为一名普通士兵的张德藩的故事完全不同。
张德藩的外表比实际年龄年轻得多，他不能快步走动，却依旧毫无障碍地跨过门槛，他的脸上也没有太多的老年斑，他的反应称得上快速，看起来不过70岁，唯一可惜的是，他基本失聪了，必须是他熟悉的人在他的耳边吼叫式的说话，他才略微听得清。他出生于1907年，和我们见面时已经整整90岁了。由于失聪，我们的交流很难展开，而且他依旧浓重的乡音我也经常听不懂。他当然也像所有老人一样，喜欢重复，似乎那是生命将逝前，拼命抓住一些确定的东西，或是通过反复诉说曾经的遗憾，来抚平的内心长久的不安。
他就出生于这个老屋中，这幢房子的历史足以追溯到清朝末年，可以猜测出，这是个殷实之家。他曾是个青年商人，行走在中国与缅甸之间，腾冲一直就是中缅贸易的重镇，很多中国商人的大半时间生活在缅甸，他娶了一个气质端庄、眼窝深邃的中缅混血儿，后者是缅甸曼德勒市的一家英文学校的老师，她为他生了4个孩子。他经历过日本人在1942年的到来，他商人式的精明帮他回避了很多痛苦，当日本人进村时，他会事先准备好几个鸡蛋与番茄，当他们敲门时，一边主动递给他们，一边说自己是“良民”，他亲眼看到那些迟迟开门的邻居怎样被打得头破血流。
当远征军开始反击日本人时，他已是个37岁的父亲，无意卷入其中，但战争却选择了他。他会说熟练的缅甸语，熟悉缅甸的山地与丛林，他先是成为一名向导然后被迫参军。战争中充满了意外，他和几位战友被大部队甩了出去，不知为何又卷入了缅甸的内战，他看着战友一个个死在身边……他算得上幸运，逃过一次次劫难，他记得一次夜间战友想拉他一起出门，他恰好不在，第二天那两位战友都死在了外面。在国民党政府撤离大陆之后，他们这些残留的远征军老兵有机会辗转泰国，前往台湾。他就这样来到台湾，成为被外省人拥挤着的台湾岛上的一个陌生人。他，操持着云南口音，在一家理工学院里当烧水的锅炉工人，他再没见过妻子，在台湾时他接到了她的死讯，而儿女们只有在大陆向台湾开放旅游之后才又见到。
“那是乱世啊，人命不值钱啊！”我记得他总是在说着这句话，他总是提到他的再未见到的第一任妻子，她的那张魅力十足的黑白照片就在客厅的相框里，他的第二任妻子则坐在他身旁。你可以轻易感觉到，他的所有的爱都给了死去的、在照片中光彩照人的那位年轻女人，而不是身边这个白发苍苍、皮肤干黄的老太太。
他带着我参观后院那个小花园，串串红正在盛开，那棵粗大的茶树穿过屋顶伸向天空，他指给我们看他新装修的浴室，轻轻地抱怨说鱼缸里的金鱼为什么总是养不活……他热爱生活，并且期待别人倾听他的故事。他的弟弟也坐在房间里一直陪我们，除去照顾他们的那位中年保姆，他的弟弟是这个房间里最年轻的人，那一年73岁了，儿孙都不在家。偌大的院子里显得空旷，木制老房子和石板路上的青苔散发着久远的气息。有那么几分钟，没有一个人说话，我甚至感觉到时间的静静流淌。
当我要离去时，90岁的老人恋恋不舍，说了很多遍“谢谢”，他的眼神里充满了期待，或许我们应该留下吃饭，或是不久再来看他，他期望有人听他的故事，尽管这个故事早已被岁月弄得残破不全，但那些往事的悲欢在他的腹中停留了太久，甚至彻底被历史遗忘了，他需要把它们倾泻而出，并被别人知晓。

十六 中国味道

离开腾冲的感受，就像到来时一样复杂。我们坐着夜班车前往昆明，躺在窄小的卧铺上，窗外是一片漆黑，我觉得自己平躺的身体像是传说中飞翔的尸体，镇定而沉默地飞入无尽的黑暗。我40天的旅程，就和这段尚未展开的恋情一样，即将要结束了。
就像我经历过的所有事情一样，事情的结尾和它的开端没什么关系。我在旅行前对中国的宏大设想，几乎全都消退了。在最后的几天里，我断断续续地阅读着林语堂的《中国传奇》。他用英文将中国古典的短篇小说改写出来，我读到的则是它又被翻译成的现代汉语。这个奇特旅程，一点儿没有减弱它的感染力，我被这些小说的神秘感、简洁、人物奇特的性格、勇敢和洒脱的品质完全征服了，其中几篇我觉得一点儿也不输于爱伦•坡的作品。我在其中立刻就嗅到了那股独特的“中国味道”，说不清那是什么，但我知道它与我刚刚游历过的这片土地紧密相连，而我也是它的产物，但很可惜，这些宝贵的遗产密码已被我们丢弃了好几代。


三峡行记
纯粹是为了打发无聊的春节时光。我和小晏、高远前往三峡。不知为何，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句话一直伴随着旅行：『把所有经济上的满足都给予他，让他除了睡觉、吃蛋糕和为延长世界历史而忧虑之外，无所事事；把地球上的所有财富都来满足他，让他沐浴在幸福之中，直至头发根：这个幸福表面的小水泡会像水面上的一样破裂掉。


雪|灾

那对夫妇并排蹲在两节车厢连接处，空间狭小，他们肩并肩的宽度正好是门的宽度。女人穿着白色羽绒服，两手交叉握在一起，挡在她的膝盖前的是一个塑料旅行袋，上面是各种表情的机器猫。男人则身着深色的工作装，左手搭在膝头，右手则撑在身后。他们看起来不超过30岁，有着普通的、容易淹没在人群中的圆脸。让我难忘的是他们的表情，女人低垂双目，落寞似乎顺着鼻梁滑了下来，连她鼓鼓的、本应喜洋洋的脸颊都未能冲淡这情绪；而男人则双眼盯着前方，眼神却是那么涣散，甚至有一点儿小动物受惊后的慌张——他感觉内心的不适，却说不清楚原因是什么。他们共通的情绪是淡漠（使用“麻木”，或许更真实，但却过分残酷），仿佛生活给了他们太多的折磨，他们都懒得表示赞同与反对、喜悦与悲伤。
我是在2008年2月4日的《国际先驱论坛报》上看到这幅照片的，它为一篇关于中国雪灾的报道所配，照片的说明是“一对夫妇星期天坐在离开广州的火车车厢中，仍有上百万人无法归家”。照片单色印刷在新闻纸上，色彩与更清晰的细节都消失了。但是在那光滑的、除去“当心滑倒”的图标空无一物的车厢中，他们被定格的神情却穿透了纸面与时间。
不知为什么，我想起了格兰特•伍德那张1930年的画作《美国哥特》。手持干草叉的父亲与女儿站在木制的歌特式房前，他们神情僵化，充满了自我保护的紧张感，或许还有宗教带来的压抑感。他们的表情演变成了传统生活在面对巨大社会转变时的矜持与无奈。
我不知道那对火车上的夫妇叫什么，多大年纪，从事什么工作，来自何方，有什么嗜好，他们如何相识、相爱、结婚，对未来又有什么憧憬……他们应是在遍布在珠三角地区的工厂中的一对普通的打工者，或许在广州火车站的寒冷与饥饿中已经困了好几天，最终还算幸运，踏上了归乡的火车。
这对夫妇还让我想起了那个叫杜登勇的年轻人。他一头直直的黑发，面孔长而瘦，眉毛浓密，眼窝稍有一点儿下陷。当《南方都市报》的记者在京珠高速公路隧道遇见这个24岁的打工仔时，他已经行走了18个小时，发梢上是雨珠，脸冻得通红，裤腿湿透，身上已经没有吃的了。他于2008年1月27晚10点从深圳出发，步行400公里前往湖南株洲寻找他的女友——大雪中断了交通。
这场席卷中国南方雪灾的新闻，是缓慢地进入我的视野的。我记得2008年1月27日早晨7点在北京机场，我要飞往广州，再前往东莞参加会议。机场像是火车站那么喧闹，我没意识到春运已经开始。几年来，我习惯了机场变得越来越拥挤。一个社会开放的过程，也是流动性不断增加的过程。1978年之后的变革之旅，也是中国人试图摆脱僵死的限制的开始。自由的流动性成了集体性的渴求。人们从铁饭碗跳入了市场之海，从寒冷的北方来到了温暖荒芜的海南岛，拥挤在美国大使馆前试图获得一张签证……
20世纪90年代之后，流动的规模与速度进一步提高了。伴随着柏林墙的倒塌、信息技术的崛起，中国被更加深刻地卷入了全球性的社区中，广泛的流通与高速度正是这个全球社会的首要特征。于是，一方面“中国制造”的货物被运往各地，中国的商人、学生、工人、旅游者，出现在世界各个角落。伴随着中国人与中国制造的产品涌向全球，中国社会内部也进行着令人生畏的移动。不断延伸的铁路网、公路网，将中国那些丘陵、平原、山地连成了一片，航班总也满足不了需求，政府计划在2020年前再新建97个地方机场……人群在这个复杂的网络上流动着，这其中最庞大的是来自内地乡村的年轻人。他们没受过太多的教育，除去青春与体力，没有太多可以依赖的。他们前往中国的东南沿海地区，在那里生产鞋子、玩具、微波炉、电脑芯片……在某种意义上，他们是90年代之后令世人震惊的“中国制造”的缔造者。那对表情漠然的夫妇和过分倔犟的杜登勇，是其中再常见不过的面孔。
1月27日清晨的北京机场乱作一团，不仅因为人流太多，更是因为机场那迟缓和漏洞百出的工作方式。检票员漠然地看着我的身份证，无精打采地敲击着键盘，然后缓缓地站起身来，把黄色托盘取来，放在传送带上，再将我的旅行包扔进去。在裹托运行李条码带时，他似乎太厌倦这工作了，那张窄得像是刀片的脸一直紧皱，他甚至懒得将旅行包已经松开的两个带子并在一起，而只是将条码胶带向其中一条上随便一卷……排在我身后的队伍越来越长，这位仁兄脸上的倦怠从未消散，按照我的估计，他的速度大约是香港同行的1/4。
和我一起乘飞机的三十几位同事中的一半眼睁睁地看着起飞的时间到来，却无力挤到柜台前。其中最可怜的一位已办理好了登机牌、进行了安检，在他排队等待用洗手间时，飞机悄然起飞了，机场广播忘记叫他的名字了。
东莞比往年更寒冷，小雨一直下个不停。1月29日早晨，《东莞日报》的一版新闻是东莞火车站滞留的旅客已达到3万人，市领导正在说服人们就留在本地过年。我住在有着大片草坪和宽阔的马路的新兴工业区，看不到东莞市区的喧闹。过去20年中，这里被视为中国工业革命的中心。它以大量台资制造业企业，以及无可挑剔的色情服务著称。
比起东莞车站的3万人，1月29日的广州火车站则成了真正的灾难中心，50万人拥挤在那里。中国总以其规模震惊世人，当我30日回到北京时，这个数字已经增加到80万。
突然之间，雪灾成为了这个国家唯一的新闻。北京艳阳高照，温暖宜人，但电视画面前却是挂着冰块的电线，排成长龙的汽车，被抬出的病人，黑夜中死一般寂静的城市，还有领导的视察与探望，他们和煤炭工人握手交谈，给滞留在车站的旅客送面包……新闻媒体开始了一场大规模的宣传，这场灾难被认为是猝不及防、不可预知的，而政府和人民肩并肩作战，众志成城，也因这灾难，人们之间充满了温情……
我不知怎样表达内心的感受。对于大规模灾难，我最清晰的记忆来自于2003年的SARS。那个时候，北京是一座孤城，我犹记内心的恐惧。但是，当风波过后，人们遗忘的速度更令我吃惊。以至于没人有兴趣知道它到底是怎样发生的，我们犯了哪些错，该进行哪些检讨与反思。灾难期间那两种情绪经常让我窒息，一种对政府行为的无原则的谅解与褒奖，像是那种官与民正如父与子间的传统关系的延续，另一种则是民间那无休止的滥情，眼泪总比理智更充沛。
比起那寂静无声的传染病，雪灾更显现出这个国家一贯的气质。中国幅员辽阔，包容着多种气候条件，多年来，我们不是一个一直在与自然灾难斗争的国家吗？在这种斗争中，我们形成了自己的国家特色，塑造自己的气质。自然、政府、人民，这三者的关系，像是中国社会的某种核心。
2008年2月6日这天，我飞往了宜昌，三峡大坝正是修建在那里。这个震惊世界的工程，不仅让人看到今日中国的雄心，也总让我想起中国历史深处的回声。


宜|昌|的|春|节

在宜昌，我第一次看到了孔明灯。薄薄的红纸，被竹篾支架构造成一个长方体，底部开口的支架上是蜡烛台，点燃后，热气充盈灯笼内，它开始上升。我一直想知道，在蜡烛燃尽前，它到底能飞多高。
2008年2月6日的夜晚，宜昌的江边公园到处是不断飞起的孔明灯和绚烂绽放的烟花。这是除夕夜，我们在江边闲逛。长江正是枯水期，2/3的河道变成了浅滩，剩下的1/3似乎是静止不动、黑黢黢的长江水。一艘游船停在那里休憩，偶尔的灯亮来自于一个夜晚捕鱼的老汉，他戴着矿工一样的帽子，头顶的射灯不知是否会将某条孤独而好奇的鱼引入死境。
我兴致勃勃地看着烟花、灯火、兴奋的人群。两个小时前，我抵达这座城市。对于它，我唯一的信息是三峡大坝修建于此。在一本关于辛亥革命的著作中，我还读到了这样的句子：“宜昌并不是一个出产丰富的、工业的、拥有大商行的地方。”它来自于1912年的《海关贸易报告》。
那是中国历史的转折时刻，另一座顺长江而下的湖北城市武汉是这场风暴的中心。宜昌当然不能与武汉相比，甚至没有沙市的活力，后者因工业正在兴起。它的优势来自地理，长江三峡以上的地区民船运来的货物，在此交给轮船。著名的三峡也由此开始，由此而上，宽阔的长江在山峰间收缩成窄窄的河道，急速奔腾，一个接一个的浅滩、暗礁或明礁等着船只的搁浅与颠覆……在不到200公里的长度内，江水与沿岸陡峭的山峰交相辉映，几千年来让中国诗人沉醉不已。
我和两位朋友离开了江边，在酒吧、咖啡厅、舞池、K歌房云集的解放电影院周围闲逛。除夕之夜，却满街都是年轻人。大概和我们一样，对这传统节日心生烦闷。和一大家子吃吃喝喝、打麻将、相互拜年，这样的日子往往要持续好几天，单调而乏味。新一代城市青年，不再饱受生活的磨难，没必要从家庭里寻找力量与安慰，并给予对应的回馈。他们在一种四处充满机会与诱惑的环境中成长，他们往往是家庭里的少数几个孩子之一，有时是唯一的，各种爱向他们涌来。即使成年之后，他们仍坦然、任性地将自身的困境分解给别人，希望家庭为他们找工作、买房子。他们认定自由是想当然的，而义务则是陌生的词汇。
这座城市最时尚的酒吧叫糖果。夜晚10点时，我们穿过保安的冷漠眼神和安检门，进入了喧闹、迷离的气氛。一个袒露着柔软腰部的姑娘正在吧台中间的小空间里领舞，我喜欢她细长的眼睛和故作的冷漠，那画得过浓的眼眉，在昏暗、飘移不定的灯光下，竟也恰到好处。我一直盯着那跳舞的姑娘的腰，看看是她先疲倦，还是我的眼睛先厌倦。
我突然想起了广州火车站滞留的人群。这里的年轻人不想回家，而那里的人则无奈地等待回家。我搞不清，我之前几天对于雪灾的忧虑，是否真诚，它迅速被这微小的诱惑中断了。处于湖北西部的宜昌市是灾区的边缘，它的几个县也遇了灾，本地报纸上刊登了市领导的慰问活动。中国看起来那么脆弱，一场大雪使数个省份陷入了瘫痪，受灾人口达到1亿人。但是，中国又足够大，灾难都可以淹没在浩瀚的空间里和人们的忍耐力上。
大年初一的中午，我们去看葛洲坝。这个工程因为出现在小学课本里，而一直印在我脑海中。我记不清文章的标题与内容了，在互联网上我没查到原文，却意外地发现了《〈葛洲坝工地夜景〉说课》的文章，应来自小学教师的教学参考书。
“我国当时最大的水电站—葛洲坝水电站建设工地的夜景，反映了社会主义建设者们火一样的劳动热情，歌颂了劳动人民的巨大力量和伟大贡献。”文章这样开头，接着写道：“全文以‘我’的所见所闻和所想，表达了‘劳动人民创造了人类文明’这一历史唯物主义观点。”
我的思路一下子回到了小学课堂。那时我们都对人生与世界充满好奇、一无所知，一种世界观与美学观念就那样不费力地进入了我们的系统。一切都是可以被简化、有明确指向的，文章是有“中心思想”的，值得赞美的是劳动人民，如果你要形容夜色的美，可以说像“仙女脖子上戴着的项链”，如果你在赞美谁勤劳，那么他就像是“辛勤的小蜜蜂”……日后，我不知花了多少时间淡化这少年时的影响。
20元钱一张门票，我随着稀稀落落的人群参观这留在少年印记里的大坝。在褪色的宣传栏里，我看到了共和国三代领导人的照片与题词。毛泽东的题词“赞成修建此坝”，保持着一贯龙飞凤舞的风格。那是1970年年底，中国亢奋而混乱。修建水坝，就像一次次政治运动一样，曾是1949年建立的新国家展现自己力量的方式。
修建水坝曾是一个时代的风潮，它是国家力量的象征。富兰克林•罗斯福于1935年9月在胡佛大坝参观时感叹说：“我来了，我看了，我服了。”
它也是一个失落民族重新找回自信的方式，尼赫鲁在1954年看到楠加尔大坝及巴克拉大坝时抑制不住这样的豪情：“这是多么壮观、多么宏伟的工程啊！只有那具有信念和勇气的人民才能承担如此的工程……象征着这个国家正在迈向力量、决断和勇气的时代……”
过去50年的中国是世界上最热爱修筑大坝的国家，1949年时，15米高以上的“大型水坝”有8座，而到了1990年左右，已增至19 000座，遥遥领先于第二名美国的5 500座。
葛洲坝的建设谈不上顺利，一直到1989年才最后竣工。我参观的只是大坝的一角。供通航的闸口正紧闭着，向闸口内望去，有一种晕眩感。它那么深，混凝土的墙壁如此笔直，冰冷凝重得让人感觉备受压迫，其下部绿色的青苔是经年水泡的痕迹，不知胡佛水坝更是何种感觉。发电区禁止游人参观，远远地望去，宽阔的水泥路似乎通向遥不可及的目的地。
被拦截住的江水很平静，一些白色的塑料饭盒在水面漂浮。被刷成黄色的巨大机器，不知何用。这道由水泥、钢筋、铁板构造成的庞然大物，就这样看似毫不费力地截住了长江—中国最令人生畏的河流，也是中国文明延续的象征。
我不知它在发电上是否产生了最初期待的效果。在某种意义上，它是那个更壮阔的三峡大坝的预演。而这个惊世工程在距离葛洲坝上游大约38公里处。

奇|观

小王是用他那辆年头过长的长安面包车载我们去的。一开始，我们不信任他，自我们出现在葛洲坝时，他就一直在劝说我们乘他的车去参观三峡大坝。官方的旅行社知道如何对待这些个体竞争者，他们的窗口贴上了本地有关游客被“黑导游”欺骗的报道。但是官方旅行社的态度傲慢，行程时间僵化。小王最终成了我们的导游，150元，然后得意地把一个通行证晃给我们看——有了它，你可以行驶在三峡工程的专用公路上。
事实上，我们庆幸碰上了他。他给我们讲解经过的桥梁和隧道，那条河流叫乐天，因为白居易曾在此露宿过，还有那条延伸山沟，那是备战备荒年代的兵工厂。我们还路过了中华鲟的养殖基地。
“每年夏秋，中华鲟聚集于长江口，溯江而上至长江上游金沙江一带产卵，然后幼鲟顺江而下，到东海、黄海的深水中成长。葛洲坝修建后，它们上不去了，就拼命撞大坝，结果死伤很多，科学家们不得不把它们都捞起来，放在那里人工养殖。”他说。
这是旅行中最触动我的插曲。一连几天，我都在想象着中华鲟的绝望。
它或是被水坝工程危害的生物中最著名的一种。据说它是真正的活化石式的动物，其祖先足以上溯到1亿年前。多年之前，我在电视新闻中见过它的模样，4位捕到它的渔民正抬着它准备放生。它看上去足有3米长，丑陋而威严，身躯庞大而骄傲。几天后，一位参观过养殖基地的朋友对我说，这些昔日江中王者，像猪一样被饲养着，通体是饲料的脏乱。
小王出生于1970年，几乎是葛洲坝的同龄人。他来自一个真正的水利之家。在武汉学习水利的父母亲把青春奉献给了河南的丹江水库，这个水库如今是南水北调工程的枢纽。他们在1970年来到宜昌，开始为修建葛洲坝工作。小王和两位哥哥的童年是在葛洲坝的工地上度过的，而当他们成年后，三峡大坝则是他们人生的机会。1994~1997年是修建三峡大坝最繁荣的时期，“有10万人在工地上，”小王兴高采烈地回忆起来，“山西的、新疆的、四川的、东北的，哪里人都有，他们都知道这里有几千亿的大工程，都希望承包工程，发大财。”发财的人仅仅是少数，那些经过层层转包的工程，经常让最后一环真正干活的人吃了大亏。
那真是个可以想象的火热和混乱的年月，那么多年轻人满怀着欲望，聚集在此。如今，大坝已近完工，而且我们到来的这一天正是大年初一。坝区寂静无人，空阔萧索。小王指着一片荒地说，这里将建成一个高尔夫球场，而当初那些供管理者居住的小区，将改造成度假村。他们希望，旅游者源源不断地涌来，参观这人造的奇景。
太平溪镇是大坝边的一座小镇，它的斜对岸是著名的三斗坪。小镇被包裹进白色的瓷砖里，它拥有一个新镇的崭新，却又有着不属于年轻的萧条。镇机关背后是一座丘陵，前面则对着长江，正符合中国的风水，背山向水，一辆车正停在门口。街上满地爆竹的残骸，人们聚在一起打牌，除了我们没有别的游客到来。
我站在江边广场，身后一块巨大的花岗岩，它被称做“太平石”，是为了纪念那条横跨整个江面的巨大水坝而立，一位本地的现代墨客为此撰写了《太平石赋》，提到了盘古、女娲与大禹—中国历史的神话源头，都与水、石相关。
正对着我的是18根灰色、光滑的混凝土柱子，笔直、静默地矗立在江水中，它们是供等待过闸的轮船拴锚所用。江面宽阔，江水清澈、静止不动，下午3点，阳光依旧灿烂，打在水面上，泛起耀眼的金光。江对面的山峰若隐若现，山前则是拥挤在雾中的高楼，像是海市蜃楼，那是从下游迁来的秭归县城。
我第一次看到了三峡大坝。水坝像是一条悠长的水泥走廊，没有期待的那样壮阔，却可能适合傍晚时散步。被它拦截住的江水，正汇聚成平静的大湖。即使再讨厌陈词滥调的人，也会不由自主地念出毛泽东的诗句“高峡出平湖”。
现在，我看到它画卷般的美丽和平静，却不知道其下隐含的更多情绪，旅行刚刚开始。


巴|东|县|城

我们乘坐的“长江一号”快艇，像是一条怪头怪脑的箭鱼。当它启动时，会有一股浓烟突然升腾出来。那艘快艇上布满了俄文字母，似乎是购买自俄罗斯的二手货，窗口的玻璃早已被磨成了半透明状态，向外看，像是必须要穿越的一片腾腾雾气。
快艇是从太平溪镇的码头开出的。我6点钟就从床上爬起来，在宜昌车站等待客车将我运到码头。“明早7点半发船。”售票员前一天斩钉截铁地说。但一直到8点半，我们才上了客车。9点钟抵达码头时，又被通知船运公司对旅客人数估计不足，快艇的数量不够，只能先运载远途客人，我们这些前往巴东或巫山的短途客人要继续等待。
人群中一阵骚乱，人们涌到调度员面前，他是个身高体壮、留着寸头的小伙子，把自己裹在黑夹克里。“这是春运期间嘛！”他的语气无奈却强硬。当他发现辩解无用时，就退身到铁栏杆背后，一个人站在江边吸烟。
旅客们最初的烦躁开始平息下来，原先挤成一团的人群各自分散开。那位上了年纪的妇女正在和自己的儿子抱怨，她嘟囔着说话，让人听不清，年轻的情侣则在一旁闲聊，还有更多的人在那里发呆，不断打哈欠，所有人脸上都流露出睡眠不足的疲倦。我知道自己不是最困的，因为有的旅客从早晨6点就开始等车。
其中一位老人家令我印象深刻。他大约50多岁，脸部平且瘦，上面却挂着一望可知的倔强。他一直没能从气呼呼的状态中摆脱出来，一开始他呼喊的声音最大，当调度员躲开后，他的抱怨声一直没停过。当那个脸色红润的调度员再次出现在我们面前，并要求我们排好队，以便于他像老师数学生一样清点人数时，那个老人突然挤到他面前，开始不住地问：“为什么没船，为什么没船？”当还是得不到满意的答复时，他突然把头低下来，有点笨拙地撞向调度员，第一次没有撞上，他又撞了第二次。这一瞬间，他的年龄突然消失了，像是个不知怎样表达自己情绪的街头儿童。
不管怎样，最终我们上了船。我一直在那套着脏兮兮的红罩子的坐椅上半睡半昏，耳边是沈殿霞与董骠的吵吵嚷嚷，他们算得上香港黄金年代的象征了，如今都已逝去。20世纪80年代的港产片，仍在为2008年的满脸倦意的乘客们打发时光。
西陵峡在我半梦半醒间被掠过了。我对于风景保持了30年的迟钝，如今似乎也未醒来。我猜是因为我的内心太游移不定了，难以在用千年衡量的山水上看到那缓慢的、不动声色的变化。
从宜昌逆长江而上，两个小时的快艇行程，来到巴东县。在长达600公里的三峡风景线上，这个县城不像秭归、巫山、奉节、丰都那样负有盛名，它没有产生屈原、王昭君这样的人物，也没留下“朝辞白帝彩云间”或是“除却巫山不是云”这样的诗句，也没有像小城涪陵那样用榨菜征服了全中国的胃。
将近1 500年的历史没给巴东留下太多的遗迹，不过本地人都会向你提起寇准曾在此担任过县令，这位北宋年间的宰相是中国历史上最受喜爱的人物之一，就像是三国时期的诸葛亮、明代的刘伯温、乾隆年间的纪晓岚一样，他们不仅具有超人的才华和品质、充满爱国情怀，而且都机智诙谐。
在数不尽的民间传说中，他们通过各种语言上的游戏、心思上的机巧嘲弄奸佞的对手。比起民间故事中的丰富性，书面上的记载往往简单乏味。关于寇准，一本关于三峡地区的历史地理读物上干巴巴地写道：“他注意发展农业生产，减轻赋税徭役，兴办教育，很有政绩。”
当我们抵达巴东码头时，踏上的是一座新县城。在船码头上要把头仰起60度，才能看到客运大楼。我们沿着石阶而上。石阶的一部分已被淹没在水下，透过清澈的水面，我看到水泥台阶仍在不断向下延伸，通往那个被淹没的城镇。我总是抑制不住地想知道，如果顺势而下，将会发现什么？
我们住在楚天路上的国玖大酒店，它是簇新的12层高的建筑，三颗星的标志显著地印在玻璃门前。老板是一个将整个上身裹进灰白色裘皮的中年女人，身材矮小丰满。她给我们指明电梯的位置，脸上洋溢着一种可爱的自足。
沿着楚天路而上，爬上数不清的台阶，就来到了巫峡广场—县城的中心。大年初二，街道上冷冷清清，广场是唯一喧闹之地。这座40万人口的县城，最重要的机构都在这里了。县政府大楼在最高处，要从广场再登上几十级台阶，才能到达大楼门口。这幢7层高的楼房算得上精心设计，暗黄色的墙面与大面积的蓝窗棂、茶色玻璃窗，比起司空见惯的白瓷砖、深蓝色镀膜玻璃要讲究得多，官员们正好隔窗眺望缓缓流淌的长江。
县医院在政府大楼的斜对面，广播电视台则在另一侧。本地著名的紧邻政府大楼、高度稍逊一筹的丹阳时代广场是本县城最豪华的购物中心。稍后，我就发现丹阳的名字无处不在，超市、宾馆、酒厂、娱乐中心……所有的这些“丹阳”都属于一家叫丹阳实业的公司，它的领导者叫王丹阳，是个30岁出头的年轻人，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他是我们这儿的传奇人物，算得上是首富。”一位本地人对我说。按照这位当地司机的话来说，他是从一个小店铺开始起家的，小店铺逐渐扩大，变成了超市，又变成了酒店、娱乐场所……每个地方都有这样的人物，他们在中国社会眼花缭乱的变迁中，抓住了一次又一次的机会，这其中既有个人的精明与勤奋，也有那些不能放在桌面上述说的隐秘世界。从巴尔扎克笔下的巴黎商人，到19世纪末匹兹堡的安德鲁•卡耐基、20世纪末的俄罗斯强盗资本家，或者过去30年来中国大大小小城市中的大大小小的富人们，都有着类似之处。
巴东的老县城与新县城相距13公里。当地人所说的老县城，其实并不老，它只不过比新县城老上几岁。街道与建筑都差不多，一样的丑陋，一样的不洁，一样的匮乏，一样的吵闹，只是更旧更脏些。严格来说，它仍应是一座新县城。更老的那一座如今已葬身江底，商业街道、住宅区已被淹没掉。仅存的是烈士陵园的纪念碑，寂寞地面对着江水。烈士陵园里有贺龙的题词，他因为用两把菜刀开始了革命生涯，而成为中国革命史中的传奇人物，他曾在这一带练习他的游击战术。
而我现在踩着的路面是巴东政府第一次建设的新城，它只是向上移了一些。但很快，决策者发现，这块地地基不牢，滑坡问题严重，于是在10年的时间里，他们又开始了第二次迁城，人们似乎习惯了这样的决策方式—果断却草率地做出决策，对成本忽略不计。那座修了不久的7层政府大楼，被遗弃了。大白菜堆在台阶下，台阶上则是果皮和污水，一个老年乞丐把破棉被摊在大楼平台上，昏昏睡去。

卖|气|球|的|小|余

我是在政府大楼对面的小餐馆里碰到卖气球的小余的。
一开始，我注意到的不是小余，而是他手里的气球。进了一家叫金字山的饭馆后，他的左手一松，那些气球就都顶在房顶，把它们系在一起的那根细线无精打采地垂下来。一个小时前，我在巴东新县城的广场上，看到几个卖气球的小贩，气球颜色与形状不一，不过都是我们熟知的形象，机器猫、白雪公主、奥运福娃、米老鼠……它们的色彩与工艺，都给人一种一望可知的廉价感，不过它倒与县城里的广告牌、店铺里传出的流行歌曲的音质，相当匹配—粗鄙的亮丽。
小余与那些小贩不同。他年轻，身材瘦小，脸上却挂满了书卷气，鼻梁上架着黑框眼镜，而唇上柔软、随意的黑胡子。倘若他穿了白衬衫，眼镜框再窄一点与粗线条一点，就像是时尚杂志所钟爱的青年设计师了。
或许是因为小城的百无聊赖，小余吸引了我。他让我想起了昔日社会中那些走街串巷的小贩，他们有糖果、画片和姑娘们喜欢的头饰，他们还代表着陌生与新鲜的世界，给过分平静的生活带来涟漪。
我和朋友邀请小余一起吃晚饭，他也是小城的过客，不愿意回秭归的家中过年。傍晚7点，他准时到了我们的酒店—县城里唯一一家三星级酒店。他坚持要来找我们，而不是我们去找他。他后来说，是因为他所住的“春风旅社”太寒酸了，是10块钱一晚的地下室。看得出，与其说是他脆弱的虚荣，不如说是他保持自尊的方式。
我们在酒店冷清的餐厅里要了一个包间，喝着重庆产的山城啤酒，开始听小余讲他的故事。
小余1984年出生于秭归县的一个乡村，18岁时，再也压抑不住对读书的厌倦，跑到了宜昌市讨生活。他在那里为一家垃圾处理厂工作，负责为废弃金属分类。“那是个污染严重的工作，”他说，“每个月1 000块，管吃管住。”对于他的家乡来说，宜昌是个大城市，有着各种可能性，也经常面临着各种新挑战。
除去分离废金属，他卖过仙人掌，骑三轮车替人运货，有时找不到工作，就睡在长江边的公园里，夏夜温暖宜人，却被人偷走了钱包。他不会向家人求援，况且，家里也帮不了他什么。他们家也是库区的移民，忙着从旧家搬到新家，政府答应一次性支付的18 000元安迁费，却被乡里干部变成了每月付50元，一直延续下去。“这要是个整数，还能做点小生意，但分开给，就什么用也没有。”小余抱怨说。
眼下这个卖气球的工作他干了半年。他从宜昌按批发价每个两元钱拿到货，然后就来到周边的小县城兜售。一般卖5元钱一个，如果他认为特别漂亮的，比如因为鼠年而流行的米老鼠，则可以卖到8元。每次出发前，他的小小行囊里除去很少的衣物，还有一个充气机，他用少量的化学药品在地下室的房间里，制作出氢气，把气球充上气。
一周前，小余坐着长途汽车来到巴东县，他从未到过此地，也不认识任何人，除夕的中午饭是在我们碰到的金字山里吃的，一碗炒饭，当时它是县城少数开门的几家店面之一。
这几天，他的生意不好不坏。不过，他发现巴东人喜欢新奇的东西，不管是吃的还是玩的，只要是他们没见过，就会试一试，包括他的气球。
饭桌上都是男孩子，话题似乎自然地就引到女人身上。小余的谈话一下子变得动情起来。旅行时，我经常会碰到各色小镇青年，他们年纪小小，却似乎有着单调又丰富的社会阅历。县城与小镇的精神生活是匮乏的，他们以成年人的世俗生活来填补空缺，他们过早地学会抽烟、喝酒、赌博，在歌厅里扔掉童贞，所以尽管不过20岁，却可能带上了暮气。他们在街道上呼啸而过，在暴力和性上表现的某种渴望，成了他们唯一可以把握的青春，生命在此有了灿烂却短暂的停留，然后迅速地、头也不回地奔向衰老。
但小余却相信爱情，事实上，他是个多情的种子。在宜昌时，他先是陷入了一场不对等的恋爱，一个大学女生，从不愿意承认他们是男女朋友，只愿意接受他的照顾，却很少给予回馈。他们的恋情注定走向终结—只要她一毕业。然后，他朦朦胧胧地爱上了同事的老婆，一个比他年长十多岁的女人，两个孩子的母亲。他喜欢单独和她谈话，偶尔拥抱一下感受柔和的体温，但这结果可想而知，尽管什么也没发生，他还是被迫离开了工作单位。比起他节俭的日常生活，他对于女人们过分慷慨。即使分手在即，他仍花了几百元给年轻女孩子购买生活用品。他还偷偷买了一套保暖内衣裤，希望有一天能送给那个成熟女人。
在从宜昌前往巴东的长途汽车上，身旁一个少女抑制不住倦意倒在他肩膀上睡着了。整整3个小时，他身体僵硬麻木，只为了不打扰她的睡眠。
他记得她是在江苏打工，春节回家车票紧张，于是一直站在火车上。下车前，他对那个女孩和她的母亲说，可以替她们在宜昌买回程火车票，这样就不用再站回去了，让他遗憾的是，她们似乎不太相信他。在巴东旧县城，他还遇到了一个明眸善睐的少女，他送给了她一个米妮的气球。旧县城的生意不比新县城，但我们碰见他时，已是他连续3天来此了，因为“我想再碰见她”。
吃过饭，小余提议到江边散步。沿着石阶而下，正是跨江大桥，一路上，我不停地看到这种通体白色的钢索桥，它们就像一只只巨大的纯白竹叶虫坦然地趴在山峰之间，暂时休憩。江对岸的山已大部分隐藏于黑暗中，山腰上闪耀的灯光表明那里有人居住。
小余先是诚恳地想请我们吃路边的烤羊肉串，似乎是对刚才被我们请客的某种回报。他还谈到了他在“春风旅社”里的另一个住户，是个18岁的年轻姑娘，是个卖春的姑娘，过年时也未归家，他们孤单在外，有时一起在旅社的厨房里煮面条吃，一起打发寂寞时光。他似乎在暗示，我们是否需要这样的服务，他愿意给她打电话。他的自尊是淳朴的，他不想只占有，愿意提供某种帮助。“在北京鞋垫好卖吗？”他突然问我这个问题。我不置可否，看得出他渴望更大的城市，他甚至还提到了北京的奥运会，能去看一场比赛，“像是我人生的梦一样”……


有|彩|虹|桥|的|巫|山

一
从巴东县到巫山的快艇上，我离开艇舱，站到没有窗的船舷上。风迎面吹来，猛烈却并不寒冷。这一次乘快艇是下午3点，我睡够了,开始逼迫自己观察那急速向后退的两岸。一开始它看起来和明信片上的风景画没什么两样，甚至比想象的三峡风光更秀丽。
因为大坝蓄水，江面升高、变宽，流速减慢，泥沙沉积到水底了，快艇像是行驶在平静的湖面上，两边则是陡峭的山峰。上面生长的树木在冬天萧瑟得灰黄，倒是与其下的岩石色调一致。山体的形状与颜色偶尔发生变化，有时是黑色平平的岩石，有时突然像是一串突出的鱼脊背斜插入江面，陡陡的山坡有时是零星的树林，有时是光秃秃的一片，当一片梯田突然出现时，就意味着一个小村落的出现。
那些远望去像小小的火柴盒的房子突然聚集在山腰上，不出意外，还会有一道白线划过山腰，那是将村落与市镇连接起来的公路。有时，我会盯着一个“火柴盒”看，会看到一个红衣的小人从阳台上走回屋内。她过的是一种怎样的生活？这感觉就像每一次夜晚乘坐火车穿越城市的闹市区时，看到铁轨旁的居民楼中的万家灯火，就老是想知道他们的喜怒哀乐。
有时，刺眼的人工痕迹会突然进入眼帘。我看到了中国电信那蓝色的广告牌，岩石上刷着白底红字的方块∶175米。一年后，当大坝彻底竣工之时，水面将达到这个高度。届时，山峰又会变矮一截，水面又将增宽，而那些山坡上的“火柴盒”又将消失一些。当那座橙色的跨江大桥出现时，巫山到了。
如果不是同伴提醒，我几乎就忘记了这是贾樟柯电影中引人注目的一幕。橙色的、像彩虹一样弯曲的大桥，连接了两座山峰，周围则是水墨画一样的背景：墨绿色的山与水。
巫山的码头客运站以赤裸的姿态迎接我们。客运站大楼明确无误地显示了，这是一座仍在建设中的城市，大楼的外表还没来得及覆盖上瓷砖，仅以灰色水泥示人，钢筋支架上裹着绿色的施工网眼布，一架黄色的吊臂车孤单而骄傲地俯视着长江。墙壁上宽阔的长方形空缺在等待着玻璃，地面上则只有尘土和沙石，在售票大厅里，没有一张椅子，人们站着抽烟、蹲在地上，等待着买票和上船，帮小孩子撒尿。
我的两位伙伴突然兴奋起来，他们都没来过此地，但看过《三峡好人》，都对亲眼看到彩虹桥表现出孩子气式的得意。“对，有《巫山云雨》，两年前还有人在这里拍电影。”开车的小伙子记不得《三峡好人》的片名，也没看过这两部电影，但很显然，它们是这个年代巫山的印记。
像很多代人一样，我对于巫山的记忆始自“巫山云雨”这个词。14岁时，我知道了它作为性的隐喻。它在我青春期时孜孜不倦地翻阅的《三言二拍》里随处可见。那时候，性仍是禁忌，是少年们成长的困惑与兴奋的主要来源。不过，无论如何，眼前的巫山县城与诗词中的巫山毫无关系。出租车沿街向上，这个新县城已经断断续续地建了10年。县城的主干道被命名为广东道，作为浩大国家工程的分忧者，珠海市为其提供经济上的部分援助。
二
比起前一站巴东县，巫山热闹、繁华。它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是它嘈杂的声音。我们的酒店就在城市的主干道上，距离城市中心广场几步之遥。傍晚，当我迈出酒店时，广场上的音乐声就接连不断地传来，接着是一家接一家商铺的霓虹灯。市政广场是城市中心，广场布局像是三层水泥梯田。第一层的平地广场，像所有的城市广场一样，充斥着小贩、大排档，还有人们的露天舞池，不同年代的流行曲彼此重叠。在这里，我也看到了小余所卖的气球，但米老鼠的那一款不再是巴东8元钱的价格，它只要5元。
再高一层则是个椭圆形的露天电影院，稀稀落落的人群正在看一部万梓良主演的香港警匪片。电影院旁则是一家接一家的台球馆、游戏厅、网吧、手机店，再上一层是小店的重复，只不过又多了一个滑冰场。总之，这是个游乐的世界。第二天中午时，我才发现平台上的一些空地更为精妙的用途，上面摆满了一张张绿绒或灰绒桌面的麻将桌，买一杯5元钱的茶，你可以打一下午，不断有挑着凉粉的小贩经过，缓解饥饿，放松你的神经，或仅仅是解解馋。那著名的山峰清晰可见，耳边则是塑料麻将的碰撞声，还有四川口音，不，应该说是重庆口音。
巫山隶属于1997年成立的重庆直辖市。我逐渐意识到这是个庞大无比的域市，事实上，重庆是世界最大的城市，8.1万平方公里。它或许也是世界上层次最丰富的城市，最贫困的乡村与最繁华的城市纠缠在一起，它也像是当代中国的某种隐喻—在这么短时间里，这么多的人口，要完成从农村到城市的过程，这其中蕴涵了多少喜悦、荒诞与失落。
我从未体验过麻将的乐趣。1个小方桌，144张牌，4个人，就可以消磨掉无穷的时间。但我逐渐感觉到了特定的环境对人的行为与思想的塑造。越到南方，人口就越密集，人们在所有可以开垦的地方开垦种植，人们发明各种烹饪方法将普通材料做得美味可口，那热气腾腾的重庆火锅正是集大成者，每次把白菜叶放进红汤里，就经常想起一位外来者所写的：“我非常清楚，中国人的餐饮艺术一直是无中生有的艺术……（他们）试图利用我们不加注意的一切东西。”麻将似乎也是对密集人口的响应，它是在最小空间里，可以容纳最多人的活动之一， 它也符合中国人对“静”的热衷。
那天夜晚，我沿着那条不断通往山上的台阶向上走，它被命名为神女大道，紧临市政广场。大道上没有神女的香气，只有一直向下流的污水、果皮和塑料袋。大道边还有奥运福娃的装置，但很可惜，它们早已沾染污垢，旁边就是个小垃圾堆，而垃圾堆旁则是一片大排档，油锅正响，铁板锅上的土豆块，散发出阵阵香气。
“新城好。”神女大道旁的一家古董店的女人告诉我。她从前是旅行社的雇员，旅行社解散了，她就和丈夫合伙开了这家卖兵马俑、“文革”宣传画，还有辨认不清的三峡文物的古董店。“如果不是建新城，道路不会这么宽，也没有那么多商场，我们住的房子也不会这么大了。”她的丈夫，一个圆脸的中年男子补充说。
我曾经是带着某种偏见来到三峡的。在潜意识里，我对这个工程充满了怀疑，一方面它太浩大了，以至于超出了人力的驾驭范围，不管我们掌握了多精确的科学；另一方面，当试图以数字衡量得失时，那些难以被计量的事物往往被忽略掉了。你可以计算大坝的发电量，但是你该怎样计算人们看到家园被淹、迁移他乡的复杂心情，或更为隐形的物种消失、植被被破坏的损失呢？
一路上，我得到的信号是含混的。因为我没去乡村，他们往往是受水位上升影响最大的人，他们世世代代在此耕种，却突然失去了土地。而我经过的城镇，某种意义上是受益者。他们或许会抱怨除了200元的搬家费没有再多的补偿了，本应属于他们的移民款被层层剥削了，但是他们也乐于承认，若不是三峡大坝，他们搬不到体面的新城。对于老城，他们的感受和我们这些外来者不同—老街道只意味狭窄、肮脏与拥挤，它没有太多、人们也无暇品味的历史记忆。人们渴望的是“崭新”的世界，是霓虹灯广告牌、新一款的摩托罗拉手机、还有被染成黄色的蓬松发型……
人们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情往回看。
“八成是好的。”在山顶上一座居民楼的连通阳台上，一个中年男子对我说。阳台下是建立在斜坡上的新城，蜿蜒的盘山公路，层次分明的楼房，是一座山城的典型景象。远处的长江，看起来静止不动，“原来可能都没有现在的1/3宽。”这个男人说。他右手指着彩虹桥右边的望天峰，他的老家正在望天峰后，还要坐上几十公里的汽车。如今他所住的居民楼是两年前租下的，因为他的儿子在楼后的巫山中学上学。他的妻子在这里陪儿子念书，照顾儿子的生活，而他一年的大部分时间则在北京朝阳区做一名室内装修工。
“北京的活还是好找。”当他听说我来自北京后，谈话的兴味变得更浓了。他还谈到了台湾问题、奥运会问题，因为它们都会对北京未来的繁荣产生影响，而繁荣则直接关乎他的生计。
三
一种厌倦突然袭来。
那是大年初五的早晨，我坐在巫山鸿都饭店的8007房间。窗外是千年未变的秀丽风景，沿着支流而上就是著名的小三峡。由于水位的上涨，昔日只有夏季才能行船的河道在冬天也可以通行了。在本地的旅游宣传单上，几位肩宽腰壮、臀部结实的年轻男子背对着我，正吃力地拉着纤。他们是昔日长江的一景，在浅滩航船只能依靠人力拉动，纤夫们的传统是一丝不挂，他们喊着号子，拉着粗大的麻绳。这职业早已伴随着航运技术的提高而消失了，如今他们只是作为表演和象征性地存在于风景区中。我猜，这些肌肉黝黑的小伙子的照片，定会勾起那些被沉闷的婚姻、琐碎的家务、还有业已到来的中年危机所烦恼的主妇们的某种幻想吧。如果放在一个全球景观中来看，对一个“绝望主妇”式的人物来说，这些三峡纤夫，必定像是波兰的水管工那样富于性的诱惑力吧。
我对这些纤夫，或神农溪的漂流没有兴趣。在中国旅行，你经常被一个接一个、不知节制，甚至厚颜无耻的人造景观所包围。我记得在山西时，当地的公司修建了一座木塔，然后宣称它就是“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的鹳雀楼，然后向每个游客收取100元的门票；或是四川一座混凝土博物馆，人们说它就是大禹的故里，且不管历史上是否真有大禹其人……
尽管在所有的国家，真实的历史总与民间传说相互混杂在一起，但是我得承认，我们似乎更有一种强大的能力将两者的边界模糊。我们毫不吝惜地搬迁、拆毁、重建、焚烧，或许是我们的历史遗产实在太丰富，没有什么东西是人们觉得值得真正尊重与留恋的。富裕起来的中国人，蜂拥而至所有他们想去的地方，但他们还没准备好去介意是在真实的遗迹前还是人造的景观前合影留念。
我不知这厌倦的原因。可能是城市里的噪音，千篇一律的商场与娱乐场所，那些丑陋的建筑，还有那些不痛不痒、难以深入的对话……我是个拙劣的记者，经常被批评为缺乏对现实中国的理解。在理智上，我也承认，真相和发现经常隐藏在乏味的表面，你需要像剥洋葱一样，一层层的逼近。
在旅途中，你会遇到小余那样的浪漫年轻人，也会遇到覃大姐那样为了孩子的教育而甘愿自我牺牲的人，以及在汉中经营钟表店的福建人，耐性、坚韧是他们身上常见的品质，他们也充满着为了更好的生活抓住每一次机会的热忱……但是，碰到的越多，我就越会发现最初相遇时的喜悦感的消失，他们的命运都差不多，为着自己的生存苦苦挣扎，在巨大的社会变迁面前感到无力，或是过分投机……近代中国社会的现实状况深深塑造了他们的内心—过少的资源与过多的 人口之间的难以消减的矛盾；席卷一切、狂暴的社会变化，除了响应或忍受，个人似乎别无容身之处……
有时，我假装能理解这一切，试图富有同情心地看待这一切。但在更多的时刻，我则因空气中飘荡的麻木、精神匮乏而感到无聊和愤怒……


不|稳|的|生|活

一
雪灾的新闻，伴随着我的旅行。到了巫山时，电视新闻里几天前的严峻形势，变成了高奏的凯歌。从中央电视台，到曾经身陷困境的贵州、湖南等地方电视台，它们的新闻报道都沉浸在一种胜利的气氛中。那些被困在车站、公路、火车上的哀愁的脸，那些因停电而陷入黑暗的城市，如今换成了正在吃着热气腾腾饺子的小家庭，一位贵州的大学女生激动地说，在绝望之中，中央一直记挂着我们。那些工人们在山坡上修复电线、解放军用铁锨拼命铲雪的场面，还有总理鞠躬的镜头，被反复播放着……
我突然想起了火车上那对目光茫然的夫妇、徒步的杜登勇，还有湖南郴州那50元一根的蜡烛……这一切好像已是陈年往事。
电视荧屏上，经过适当选择的信息流动着，每一幅影像都取代了前一幅，记忆变得短暂、脆弱。我经常在想，这些早已在单一逻辑中经过选择的信息碎片，在一刻不停流动于人的眼前时，它对观看者的思维与情感的摧毁力该是多么强大，这样的力量将会重塑一个怎样的社会的头脑与内心？
我操控着手中的遥控器从一个频道跳到另一个频道。我记得1983年，我家购买了第一台电视机，14英寸的金星牌，耗去了我的父母整整两年的积蓄。那个黑盒子一样的电视机，屏幕是凸起的，而非日后的平面直角，它能提供的所有选择都表现在8个频道按键上。
那时，每个人都通过同一个渠道了解世界，打发时间。那单调匮乏的生活，似乎是转瞬之间就变成了令人眼花缭乱的丰富。我忘记了卫星电视兴起的确切时间，大约5年前，我开始觉得电视台多得看不完，它们的背后还代表着某种微妙的权力变化。每个省都推出了足以覆盖全国的卫视频道，并致力于将自己的影响力推进到其他地区，进而吸引到全国性的广告商。这些竞争者中最成功的是湖南卫视。
在中国版图上，湖南人民以风格彪悍、爱吃辣椒著称。在20世纪，更因毛泽东的出现而占据了特殊的位置。
地方与中央的权力争夺，是中国历史上永不落幕的戏剧。当武力确保了表面的稳定感时，经济与文化上的较量则一直进行着。湖南卫视与中央电视台的争吵是令人感兴趣的例证。那是2006年的夏天，来自中央电视台的工作人员，半公开地指责湖南卫视的《超级女生》栏目格调低俗。那时，《超级女生》正成为中国电视业的“奇迹”。它把相貌与才智都平平的普通人，推到了舞台中央，并且通过手机网络，创造了“一人一票”的形式。它所引发的全国性情绪令人意外，却可以理解。
30年改革开放的过程，也是一个政治权力逐渐退出个人与社会生活的过程，人们被长久压抑的热情开始释放。这留出的空间，一大部分迅速被商业所占据，用以满足人们对物质的渴望。但是在旧有意识形态坍塌后留出的精神空白，人们所需要的群体感，参与公共生活的热忱，却始终未能找到对应的空间。而与此同时，物质与信息的丰富，早已刺激起新一代人的欲望和野心，他们想要的更多，尽管他们并不清楚自己要的到底是什么？
娱乐提供了一个便捷的选择。它是安全的，没有直接对官方权力和意识形态提出挑战，又简单得人人可以参与，那种由迅速变化的社会给个人精神世界带来的紧张感，可以在假造的喧闹中得到暂时的遗忘。
中央电视台曾经是那套僵化意识形态的代表，它的主持人高高在上，静止不变的表情与波澜不惊的语气，代表了一种自上而下、非人格化的秩序。而湖南卫视则意味着新选择。它用偶像剧、插科打诨的综艺节目、公开暴露的私人生活、还有群体卡拉OK式的演出填充了电视屏幕。
这场较量是饶有趣味的，不仅是因为它们的规模像是大卫与歌利亚，而且还因为在它们表面相异之下是惊人的一致理念。权力的语言与娱乐的语言，不都以无休止地重复单一词汇和情感，来窒息人们的感受力，从而放弃对真实世界和人内心渴望的探索吗？有时候，《新闻联播》与《快乐大本营》真像是孪生兄弟，对于前者，你分不清楚领导人今天的讲话和昨天又有什么区别，人民的生活水平总是稳步提高，国家总是处于进步中；而对于后者，整个世界似乎都被简化成那几十个明星的名字，笨拙的重复性模仿变成了一个人才能的唯一体现。前者喜欢使用的“大步向前”、“历史性的进步”，被后者替换成“真的好经典”、“大师风范”。甚至连主持人的风格都没有那么大的差异：前者像是一个恒定的语言，充满了制度与机械的力量；而后者则是人工的塑胶、玻璃与电子混合品，染上过多艳丽的人工颜料。它们都一样缺乏真实、具体的人的气息。
它们的一致性，也通过中央电视台的内部转型获得确认。当这个代表着国家权威的垄断声音试图拥抱市场时，人们立刻就发现了在它严肃外表下毫不节制的物质欲望与市民趣味。从《新闻联播》到《星光大道》与《非常6+1》，不正是这种精神的最佳体现吗？
湖南卫视的成功引发了一场激烈的竞争，这场号称实质是“市场创新”的竞争的比赛，变成了“复制”速度的比赛，谁能更快速地复制来自于日本、中国台湾或欧美的电视节目，谁就变成了优胜者。如果通过电视节目来看待我们的国家，那么这真像是个滑稽的、小丑式的国家，人们模仿、撒娇、自恋、浅薄……
我知道这些信息在潜移默化中已经塑造了我们的内心，在某种程度上，这个社会的思想与情感像是由卡尔•马克思的教条、麦克卢汉的媒介论与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论来共同统治的。
二
李家沟大桥下土坑的地形，比我想象的更复杂。“你只要拿这个闪光灯，对着纪念碑，然后同时按这两个钮，”几分钟前，我的摄影师朋友高远叮嘱我，然后他指着黑魆魆的远处，长江水应该在那儿流淌，“那就是三峡移民纪念碑，我半小时前才发现。”
我顺着他的右手，只看到一片夜色。已是傍晚7点钟，奉节的夜生活已经开始。李家沟大桥像是两种生活的分界线。在桥的这一边，是城市的休闲广场，一家又一家的餐厅、旅馆、舞厅、商场连接在一起，用霓虹灯管塑造的店名，姿态夸张地吸引着过路人的注意力。但在桥的另一边，却仍是一个待建的城市。我不知道，那个深度估计超过50米的巨大土坑，是准备修建新的建筑，还是等待被填平。我看到了那幢修建好的海成大厦，楼地基的一半似乎已悬空在土坑上。
我依稀记得三峡移民纪念碑的形状，那是在《三峡好人》的电影画面里。确切而言，是电影中的那句令我过耳难忘的台词“3 000年古城要在两年内拆迁”促使我开始这次旅行的。我记得贾樟柯有一次对我描绘他在奉节5个月时间里的拍摄经历。“我的镜头跟不上这种节奏，”他说，“一开始，我能看到一座旧楼在远处，在短暂回北京后再回到现场，楼房消失了，紧接着，另一片建筑又倒塌了，即使摄影机镜头保持着静止，里面的空间也早已面目全非。”
这句话成为今日中国的某种隐喻，变化宽阔、庞杂、没有规律、无视个人的意志，以至于人们要用镇定自若或麻木不觉来对应这种变化。在贾樟柯经常去的一家小餐馆的平台上，一端的围栏甚至莫名其妙地消失了，老板娘神情淡定地站在平台边上炒菜，她的身后几步就是山崖，下面流淌着长江水。 在《三峡好人》这部电影中，那块像是摆放歪了的俄罗斯方块的三峡移民纪念碑，就像那座在夜晚突然闪亮起来的彩虹桥一样，是行政力量的象征，前者意味着旧世界的结束，后者则意味着新世界的到来。在电影的最后，这块始终没有竣工的纪念碑，像是天外来客一样，突然飞上了天。
真实的纪念碑依旧“停”在那里。它矗立在长江边的一个土坡之上，依旧没有完工。要抵达那里，我必须要穿过那个巨大的土坑，然后再爬上小山坡。原以为10分钟的路程，我走了整整30分钟，路程中被永不消退的黄土所包围，间或有一辆汽车穿过我身旁向江边行驶去，而江心不断有一道光隐隐射来，那是停泊在江面上的客轮。而那幢海成大厦，则一直悬立在那里，我担心它随时会倒塌下来。
纪念碑仍旧裸露，像是在进行一场永远没有完成的告别仪式。我对着它按下闪光灯键，一道白光突然将它包裹起来，突兀在夜色里。我想知道，在李家沟大桥上的高远的镜头中，这一场景将如何再现。
这感觉和这一天下午的经历混合在一起。在这个晴朗却多风的下午，我和朋友先是参观了孤零零的白帝城。长江水位上涨，它变成了一座孤岛。80元的门票，你看到的是民间传说与历史事件的混合体式的展览。尽管它夸耀其历史足以追溯到1?800年前的东汉末年，但它最古老的建筑只是来自民国年代。有关刘备与诸葛亮的连环壁画与人工雕像构成展览的主体，他们间的关系代表着忠诚、信任与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剧感。我还在奉节旧城闲逛，太阳已下落，天色是那种忧郁的灰蓝色。江边是一座巨大的垃圾场，汽车轮胎、门板、砖头、钢筋、陶瓷马桶，似乎这座城市可以被拆卸的一切都集中在这里。一群白灰斑点的小狗突然一阵风似的从坡上奔下来，激起尘土阵阵，然后它们相互撕咬着向远处跑去。垃圾场的帐篷中，有人在打麻将，一个中年妇女正抱着一捆白菜向露天灶台走去……从老城回到新城，我还路过了一场葬礼，人们散乱地挤在灵堂前，气氛热闹，似乎在等待吃饭，若不是那些花圈，我搞不清这是葬礼还是婚礼。
站在三峡移民纪念碑前，我知道自己被一种荒诞感所占据。“这地方选得不好，很多地方在继续灌注混凝土，”我记得那个家从旧城搬到新城的圆头圆脑的小伙子这样说，“很多专家都已论证这地方有问题，但是领导还是决定建在这里。”
“你们不担心吗？”我问他。
“不担心，大家不都住在这里？别人能过，我们也能过。”
但是，在语气里，我似乎能感受到这是一座建立在不确定基础之上的城市，就像那幢海成大厦。
从前，我是如此喜悦能发现这种荒诞，它为我理解当代中国提供了一个兴致盎然的视角。但是，荒诞却同时腐蚀了我的感受力，或许还有我的心。我担心自己变得嘲讽，用冷漠和厌倦看待眼前的一切。在内心深处，我也并不相信每个普通人都是“日常生活中的英雄”，那是另一种不诚实。
夜晚的航船穿越了黑糊的夔门，白昼里它美得让我心驰荡漾，黑暗中它则高大而神秘。下一站，我将前往万州，然后是重庆。但我开始对继续记录我的见闻已感到乏味，我不喜欢自己过分浮光掠影的观察，它似乎未能触及这个国家、这里的人民更深层的肌理和内心的秘密—当然，也有可能，深处其实也只是空无一物。
三峡的行程，就告一段落吧。下一周，我试着谈点别的，但愿我能发现点儿不一样的东西。但愿，我能让自己温暖、兴致高昂而不是怀疑与刻薄。